离不开的“拟态环境”与看不清的“现实环境"

离不开的“拟态环境”与看不清的“现实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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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态环境是传播学概念，由美国学者李普曼1922年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提出，并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词。在李普曼看来，拟态环境是由传播媒体在人与现实环境之间插入的“信息环境”。它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是现实环境被传播媒介重新组合之后的产物。二是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分裂，而是建立在现实环境之上，融合于现实环境之中。1:李普曼的“拟态环境”

　　李普曼认为，拟态环境影响人对客观环境的认识，与此同时影响人的现实行为。他说在书中写道：“人们的行为是对环境做出反应。如果见诸行为，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为发生的真实环境中”.

“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做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

    在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经过媒体加工后产生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现代社会人们鲜有机会和客观现实直接接触，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拟态环境的生成过程即媒体加工客观现实的过程，受众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现实本身来看待。李普曼指出了与此紧密联系的重大问题：当传播媒介被权力集团俘虏，成为在利益驱使下的代言人，误导受众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将对舆论环境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情况既是如此，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拟态环境来认识现实。李普曼说，“现实环境总体上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而无法直接去了解。……然而我们必须在那种环境(现实环境)中行动，就必须以一个简单的多的模式来重构真正的环境，然后才能掌握它。”借助媒介获取信息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的组成部分。

2:发展的“拟态环境”思想:

　　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提出的“信息环境”，亦指拟态环境，认为“信息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再现的环境”。

　　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概念是拟态环境概念的延伸，也称作“拟态环境的环境化”。他指出，大众传播营造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差别很大，但由于人们长期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些行为作用于现实环境，使现实环境越来越被赋予“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拟态环境越来越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上述理论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由于近百年来人类信息的高速发展，造成目前我们人类面对的是两个世界：现实的真实世界，以及大众传媒所创造出来的拟态环境。所谓“拟态”字面意思就是模拟真实生态，言下之意就是说并不是真实的环境。同时，拟态环境并不是“镜子式”的现实的再现，但是也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会加入现实环境作为原始蓝本。久而久之，由于接触真实环境的种种困难（比如时间，空间）而未能成功，变成接触媒体创造的拟态环境，结果就造成了很多人误以为媒体带给他们的环境是真实环境。

    3：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交叉并行:

   拟态环境在自媒体时代环境化的速度比以往更快了,难说认识真实世界的速度也更快捷。

拟态环境的环境化，使我们眼不亮，心钝了，不热衷于思考，习惯于接受拟态环境的环境化

去伪存真，去虚求实，实事求是，何其难也！

   无论如何，对“拟态环境”保持几份警惕，保持清醒的独立思考的头脑比被动地被“拟态环境”牵着鼻子走，就显得十分重要。尤其在投资投机的世界，市场上的传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意见领袖们的观点杂陈，各抒己见，也是酔了望眼呃！

    事实上，自己做的博客，也是自己造的一个拟态环境，看客也多多警惕吧。

股市投资必须特别警惕“幸存者偏差”

幸存者偏差意思是指，当取得资讯的渠道，仅来自于幸存者时（因为死人不会说话），此资讯可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不同的偏差。

此规律也适用于金融和商业领域。存活下来的企业往往被视为“传奇”，它们的做法被争相效仿。而其实有些也许只是因为偶然原因幸存下来了而已。

在日常生活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亲戚吃这个药好了”或者“我一个朋友去找了这个医生”等等。不管你的亲戚和朋友和你关系如何好，如何值得信任和尊重，在客观规律面前他们都是等同的。疾病和医药不会因为你的喜好而照顾或者偏袒你的亲朋。

如何应对呢？最明显的办法当然是让“死人”说话。双盲实验设计和详细全面客观的数据纪录都是应对“幸存者偏差”的良方。所谓“兼听则明”也是这个道理，抛掉对个案的迷信，全面系统的了解才能克服这个偏差。

读书无用论

如今很多人在说，谁谁谁当初没好好上学如今照样挣大钱，而好多用功读书的人，毕业后反而不如那些没好好学习的人混得好。并且因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所以很多人得出“上学没有用处”，“读书无用”的结论。

这些其实只是个例，因为基数太大，所以看起来有很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官方口径，可以算出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8.7%左右。可以看出学历低的人数远高于学历高的人数，所以即便低学历者成功率远低于高学历者，也照样会导致低学历者出现大批成功人士。

对于高学历者，普通人既会关注成功的人，也会关注那些没成功的人，并且高学历却落魄的人尤其受关注，容易被当做新闻报道；而对于低学历者，普通人往往只关注成功者，忽视了广大学历低又没成功的人。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沉默的数据”，才产生“读书无用”这种错误结论。

商业与艺术对立

如今在影视、小说或ACG圈子中，很多人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冷门作品佳作多，好看，艺术高。热门作品商业化，不好看，艺术低（或没艺术)。商业与艺术是对立的。

先不说艺术是否有高下之分，这里先假设有吧。其实这种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关注的冷门作品，通常只是大家口口相传的少数优秀冷门作品，忽视了广大不知名的冷门作品，而那些优秀冷门作品基本是在广大冷门作品中筛选出来的。热门作品则不同，不管好不好看，都会受到广泛关注。

以电影为例，根据IMDB数据库统计，如今的电影已经大约有40万部（feature，不包括短片，纪录片等），并且如今每年都有将近一万部电影上映。在这几十万部电影中，票房高的只是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很多人在拿这一小部分热门电影和一大部分冷门电影比艺术，并且还不是比平均值，而是比数量。

再或者虽然是比平均值，但比较的是热门作品与大家口口相传的优秀冷门作品，这些口碑好的冷门作品其实只是广大冷门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也不太可能有人把将近40万部电影全看过），至于那些口碑不好的冷门作品，因为自己没听说过也没看过就这么被筛选掉了，拿来比平均必然热门吃亏。由此得出冷门作品艺术高的结论明显是不科学的，就好比“读书无用论”一样。

认为“商业与艺术对立”的人大都以为观众傻，容易盲从。其实观众并不是傻子，最起码跟忽视“幸存者偏差”得出谬误的人水平差不多。热门作品通常会有其亮点，比如有的故事好看，有的各种大场面看得很爽，有的有明星或者名导，有的宣传好等等。电影播出之后也会有观众（或者明星、网红）免费作宣传：“XXX好看，大家快去看”，“XXX不好看，大家别看（或谨慎观看）”。观众口碑也会对销量产生影响，在官方宣传等因素差不多的情况下，其实热门电影的水平要高于冷门。即是说，商业和艺术不仅不对立，还呈正相关关系。

举个例子，电影《教父》票房大约2.5亿美元，有人可能会说这票房不算高，XXX不好看也排在他前面，可是排在《教父》后面的电影有几十万部，教父已经是票房中的佼佼者了，票房比《教父》低还不好看的电影更多。并且《教父》还是1972年票房冠军，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排名中排第23位。如果商业和艺术是对立，那么《教父》岂不是1972年最差电影了？

为什么热门中不少烂片呢？因为每年有近万电影上映，也就是说：不是热门作品艺术低，而是艺术低的作品中总能出现几个热门的。

这些艺术性低却热门的作品被人不断拿出来黑热门，而那些广大艺术性低又冷门的“沉默数据”则被忽视了，导致很多人产生“商业和艺术对立”的错误观点。

飞机问题

在二战期间，人们发现幸存的轰炸机中，机翼中弹的数量很多，而机身中弹的却很少。因此人们认为我们应该加固飞机的机翼。其实不然，就是因为机翼中弹多还能飞回来，所以机翼中弹并没有影响飞机返航；而机身中弹的少则说明了子弹打中机身对飞机的影响更大，导致飞机不能返航。

举一个与之相同的例子，经过枪击案而活下来的人当中，手部和腿部中弹的居多，而击中头部和心脏的少之又少，正说明了人的头部和心脏对死亡率的影响更大而不是手和腿。

过度忙碌的人和穷人拥有同样的思维特质

过度忙碌的人和穷人拥有同样的思维特质（作者：佚名）

    当你特别穷或特别没时间的时候，你的智力和判断力都会全面下降，导致进一步失败。

    美国一个跨学科团队今年完成了一项对资源稀缺状况下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结论是：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这项研究是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者协作的典范。

    研究的主导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他29岁时就因出色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50万美元奖金；主要合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沙菲 （Eldar Shafir）。研究成果最早在美国阿斯彭论坛上演示，论文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新书《稀缺：为什么拥有太少后果会很严重？》在9月3日发布，尚未出版就进了《金融时报》年度必读十本商业书籍榜单。

    这个研究源于穆来纳森对自己拖延症的憎恨。他7岁从印度移民美国，很快就如鱼得水，哈佛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经济学，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后被返聘为哈佛终身教授。而立之年就几乎拥有一切，他觉得惟一缺少的就是时间，脑袋里总有不同的计划，想把自己分成几份去“多任务”执行，结果却常常陷入过分承诺、无法兑现的泥潭。

　　一般人遇到这个问题，会去找各种时间管理“圣经”反复研读，但“天才”穆来纳森把正在做的国际扶贫研究和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竟发现他和穷人的焦虑惊人地类似。穷人们缺少金钱，他缺少时间，两者内在的一致性在于，即便给穷人一笔钱，给拖延症者一些时间，他们也无法很好地利用。在长期资源（钱、时间、有效信息）匮乏的状态下，人们对这些稀缺资源的追逐，已经垄断了这些人的注意力，以至于忽视了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因素，造成心理的焦虑和资源管理困难。也就是说，当你特别穷或特别没时间的时候，你的智力和判断力都会全面下降，导致进一步失败。

    研究进一步解释，长期的资源稀缺培养出了“稀缺头脑模式”，导致失去决策所需的心力——穆来纳森称之为“带宽”（bandwidth）。一个穷人，为了满足生活所需，不得不精打细算，没有任何“带宽”来考虑投资和发展事宜；一个过度忙碌的人，为了赶截止日期，不得不被看上去最紧急的任务拖累，而没有“带宽”去安排更长远的发展。即便他们摆脱了这种稀缺状态，也会被这种“稀缺头脑模式”纠缠很久。

　　穆来纳森的研究，对社会阶层理论和国家政策、技术发展模式乃至个人时间管理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启示。以下试举几例：

　　例一：美国共和党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民主党认为，贫穷根源来自社会不平等，国家应主持再分配来支持穷人。穆来纳森却证明两党都错了：穷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因为长期贫穷，失去了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这种状况不变，再努力也是白费；而如果仅是简单地分钱给穷人，穷人的“稀缺头脑模式”也会导致无法利用好这些福利以脱贫。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流动方式应当是，建立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体系，同时保有社会竞争上升通道，资源入口向全社会开放，使得个人能保持正常思维，有尊严地奋斗。

　　例二：时间不够怎么办？传统时间管理原则是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而穆来纳森研究发现，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判断问题的心力不够；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解决方式，反而因分心加强了焦虑，导致无法专心处理主要任务，加剧拖延。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办法是，减少多任务干扰，求助外界辅导，分割问题，从而淡化处理问题的焦虑。

　　例三：我们每天都处于信息过载中，很多人被微博信息轰炸得无法判断问题，所以一些人开始用“戒网”的方式来摆脱信息过载。事实上这不是信息过载，而恰恰是“有效信息”匮乏的恶果。在一个严重缺乏公开信息的社会，一旦技术带来部分的信息开放，会造成“饿汉吃自助餐不知如何选择”的问题。同样，我们的头脑还处于有效信息稀缺的时代，有“看到字就觉得很重要”的毛病，尚无法处理高浓度信息。最好的解决方式不是回到信息匮乏状态，而是建立辅助性信息筛选机制，帮助自己挑选重要信息。有趣的是，因为是同仁、同事间的互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信息筛选作用，所以在中国的发展会慢慢超过今天的微博。

    穆来纳森的研究刚刚开始，他关于“稀缺头脑模式”的警示，是我们这个信息和人口爆炸、平均时间和资源都加速减少的时代的一盏指路明灯。

马克.塞勒认为，至少有7个特质是伟大投资者的共同特征，是真正的优势资源。

马克.塞勒认为，至少有7个特质是伟大投资者的共同特征，是真正的优势资源。

    第一个特质是，在他人恐慌时果断买入股票、而在他人盲目乐观时卖掉股票的能力。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当1987年10月19日这天到来的时候（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市场彻底崩溃，几乎没人有胆量再买入股票。而在1999年（次年即是纳斯达克大崩盘），市场几乎每天都在上扬，你不会允许自己卖掉股票，因为你担心会落后于他人。绝大多数管理财富的人都有MBA学位和高智商，读过很多书。到1999年底，这些人也都确信股票被估值过高，但他们不能允许自己把钱撤离赌台，其原因正是巴菲特所说的“制度性强制力”（institutional imperative）。

    第二个特质是，伟大投资者是那种极度着迷于此游戏，并有极强获胜欲的人。他们不只是享受投资的乐趣——投资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清晨醒来时，即使还在半梦半醒之间，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研究过的股票，或者是他们考虑要卖掉的股票，又或者是他们的投资组合将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以及如何规避它。他们通常在个人生活上会陷入困境，尽管他们也许真的喜欢其他人，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与对方交流。他们的头脑始终处在云端，梦想着股票。不幸的是，你们无法学习这种对于某种东西的执迷，这是天生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强迫症，你就不可能成为下一个布鲁斯·博克维茨（ Fairholme Funds的创始人，选股思路深受巴菲特影响，组合集中、低换手率、很少越界）。

    第三个特质是，从过去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强烈意愿。这点对于人们来说是难以做到的，让伟大投资者脱颖而出的正是这种从自己过去错误中学习以避免重犯的强烈渴望。大多数人都会忽略他们曾做过的愚蠢决定，继续向前冲。我想用来形容他们的词就是“压抑”（repression）。但是如果你忽略往日的错误而不是全面分析它，毫无疑问你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还会犯相似的错。事实上，即便你确实去分析了，重复犯错也是很难避免的。

    第四个特质是，基于常识的与生俱来的风险嗅觉。大部分人都知道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990年代中期的国际四大对冲基金之一，1998年因为俄罗斯金融风暴而濒临破产）的故事，一个由六七十位博士组成的团队，拥有最精妙的风险分析模型，却没能发现事后看来显见的问题：他们承担了过高的风险。他们从不停下来问自己一句：“嗨，虽然电脑认为这样可行，但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行得通呢？”这种能力在人类中的常见度也许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高。我相信最优秀的风险控制系统就是常识，但是人们却仍会习惯听从电脑的意见，让自己安然睡去。他们忽视了常识，我看到这个错误在投资界一再上演。

    第五个特质是，伟大的投资家都对于他们自己的想法怀有绝对的信心，即使是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巴菲特坚持不投身疯狂的网络热潮，尽管人们公开批评他忽略科技股。当其他人都放弃了价值投资的时候，巴菲特依然岿然不动。《巴伦周刊》为此把他做成了封面人物，标题是“沃伦，你哪儿出错了？”当然，事后这进一步证明了巴菲特的智慧，《巴伦周刊》则变成了完美的反面教材。就个人而言，我很惊讶于大多数投资者对他们所买股票的信心之微弱。根据凯利公式（Kelly Formula，一个可用于判断投资和风险的数学公式），投资组合中的20%可以放在一支股票上，但很多投资人只放2%。从数学上来说，运用凯利公式，把2%的投资放在一支股票上，相当于赌它只有51%的上涨可能性，49%的可能性是下跌。为何要浪费时间去打这个赌呢？这帮人拿着100万美元的年薪，只是去寻找哪些股票有51%的上涨可能性？简直是有病。

    第六个特质是，左右脑都很好用，而不仅仅是开动左脑（左脑擅长数学和组织）。在商学院，我曾经遇到过很多天资聪颖的人。不过主修金融的人，写的东西一文不值，他们也无法创造性地看待问题，对此我颇感震惊。后来我明白了，一些非常聪明的人只用一半大脑思考，这样足以让你在世上立足，可是如果要成为一个和主流人群思考方式不同的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投资家，这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如果你是右脑占主导的人，你很可能讨厌数学，然后通常就无法进入金融界了。所以金融人士很可能左脑极其发达，我认为这是个问题。我相信一个伟大投资家的两边大脑都发挥作用。作为一个投资家，你需要进行计算，要有逻辑合理的投资理论，这都是你的左脑做的事情。但是你也需要做一些另外的事情，比如根据微妙线索来判断该公司的管理团队。你需要静下心来，在脑中勾画出当前情势的大图景，而不是往死里去分析。你要具备幽默感、谦卑的心态和基本常识。还有最重要的，我认为你也得是一个好的写作者。看看巴菲特，他是商业世界里最杰出的写作者之一，他同时也是古往今来最好的投资家之一绝非偶然。如果你无法清晰地写作，我认为你也不能清楚地思考。如果不能清楚地思考，你就会陷入麻烦。很多人拥有天才般的智商，却不能清楚地思考问题，尽管他们心算就能得出债券或者期权的价格。

    最后、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少见的一项特质：在投资过程中，大起大落之中却丝毫不改投资思路的能力。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当股票开始下跌，人们很难坚持承受损失而不抛出股票。市场整体下降时，人们很难决定买进更多股票以使成本摊薄，甚至很难决定将钱再投入股票中。人们不喜欢承受暂时性的痛苦，即便从长远来看会有更好的收益。很少有投资家能应对高回报率所必须经历的短期波动。他们将短期波动等同于风险。这是极不理性的。风险意味着你若押错了宝，就得赔钱。而相对短时期内的上下波动并不等于损失，因此也不是风险，除非你在市场跌到谷底时陷入恐慌，被损失吓得大乱阵脚。但是多数人不会以这种方式看问题，他们的大脑不容许他们这么想。恐慌本能会入侵，然后切断正常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