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请一直火下去！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最近几天，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

媒体报刊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地摊经济的讨论；好友之间，诸如《城市地摊财富秘籍》、《如何摆地摊赚钱》之类的文档竞相传阅；曾经追着摊贩满街跑的城管，现在热烈盼望着摊贩们“重出江湖”了；就连五菱宏光、广百股份、小商品城、银都股份等一系列“地摊经济”概念股都一路飘红，集体大涨……

地摊经济的现象级蹿红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都要感谢总理的两次点赞。特别是在6月1日考察完烟台的一个老旧小区之后，总理深情地说道：

“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一度被大众视为“边缘经济”的摆地摊，而今正在往C位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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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不是新生事物，古往今来皆有之。

在我国，地摊经济几乎贯穿了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和商业更迭，文化底蕴极其深厚。虽然小摊贩们在大多数时间里的社会地位都颇为低下，但他们却是货物流通乃至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亦是社会繁荣的直接体现。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专门做小买卖赚钱的群体，《周礼·地官·司市》中讲到的“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便是关于摊贩较早的记载。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卖炭翁》中脍炙人口的名句“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也是对地摊经济的真实描述。

到了宋朝，由于商业活动的增加与政策上的放宽，城镇和乡村集市均可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不受限制，官府不但不予干涉，反而明令保护。乾德三年，宋太祖就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小贩们的热情因此被大大激发，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生动地描绘出各种各样摊贩的形象，无论桥头、城墙边还是街道旁，无论剃头的、卖甘蔗的、卖菜的还是叫卖各种小吃的，应有尽有，店铺夜市不可细数，经济的发达、城市的魅力与当地的生活气息统统尽收眼底。

到了当代中国，地摊经济同样遍布于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就讲述了主人公如何通过“鸡毛换糖”这一流动贩卖方式改变命运的故事——这亦是一部大时代的缩影，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是像剧中的主人公那样，通过卖茶叶蛋、大碗茶、修理物件等方式来完成财富的最原始积累，并逐渐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然而自2008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热潮，很多地方都把“城市形象”视为一项重要的KPI，而最接地气的地摊经济反而开始变得“不入流”，最终难逃被禁止和驱赶的命运。那时候的小摊贩们，一面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生意，一面还要时刻紧盯着城管的动向，做好与城管“斗智斗勇”的准备。

在民众眼里，小摊贩与城管之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的一幕幕市井短剧已是习以为常，可到最后，随着“地摊经济”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城市的确变整洁了，城市里的烟火气和生活味儿却淡了许多。

虽经风雨飘摇、命运多舛，但地摊经济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如今，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下，地摊经济已然重焕生机，并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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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能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必然有其优势所在。

首先，它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成分。

众所周知，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也是国民经济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地摊经济又是民营经济中的典型，其经营形式上的灵活自由，宛如毛细血管，一般渗透至经济社会运行之中，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便利了居民生活。

更重要的是，地摊经济显著促进了就业。那些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离开了土地的农民甚至不少在职的员工，很多都会参与到摆卖地摊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开辟新的收入渠道。这种自发的就业方式，实实在在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例如总理点赞的成都，一夜之间以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拉动了10万人就业，这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其次，它真正迎合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尽管不少大城市里商圈林立、车水马龙，地铁上随处可见动辄几千上万元的iPhone手机，但我国“还有6亿中国人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部分人可能不会去大型商场买一件几百块钱的衣服，却会很乐意在地摊上买一件经济实惠又合身的服饰；他们也可能不愿意花二三百块钱去下一顿馆子，但闲暇之余会乐意去吃一碗几块钱的烤冷面或者豆腐串。

从这个角度看，地摊上的产品琳琅满目，服装、手包、水果、日常用品等均有涉及，并且价格不贵，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丰富了消费市场的商品供给，在迎合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同时，激发其消费意愿，进而带动国内消费市场发展。

再次，它是一种低门槛的创业形式。

在我看来，并非讲着深奥的商业模式、拿着高大上的BP、到处去参加项目路演找投资人才配叫 “创业”，摆地摊本质上也应该算创业的一类。相比其他类型的创业，摆地摊的门槛更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而且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而他们在完成自就业的同时，还为城市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与“大众创业”的精髓也是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从业者还塑造了自身强大的抗压能力和谋生能力，以及灵活的创业思维和经营策略，进而有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摊铺逐渐发展为知名大企业。纵观世界商业史，很多企业巨头、业界大亨都是从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起家的，典型如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他就曾在北京中科院的门前“练过摊”，售卖电子表、旱冰鞋、运动短裤和家用电器。

最后，它能展现当地文化特色。

从社会学角度看，地摊经济可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深刻领略到地方的风土人情。比如老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等地，想当年就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小吃小玩意，还有不少吹糖人、讲评书等传统民间绝活，一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地摊经济，它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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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诚如一枚硬币有其两面一样，地摊经济的劣势也是有目共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妨碍交通。地摊经济流动性极强，摆摊地点往往选择在交通主干道两侧、人流量大的商业中心或者大型社区的门口，而摊贩占道经营屡见不鲜，往往会影响交通正常运行。

第二，易造成环境污染。例如路边的烧烤大排档，经常会看到塑料袋随地丢弃，烧烤浓烟肆意飘散，给城市的整洁带来了压力，一些摊贩的吆喝声、喇叭声还会产生噪音。

第三，商品质量难以保障，侵害消费者权益。地摊上售卖的不少都为低档廉价货，其中不乏假冒伪劣、质量较差的商品，久而久之便会扰乱商品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而地摊较强的流动性与摊贩售后服务意识的缺失，又使得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第四，加大城市管理难度。曾有媒体报道，两个小摊贩为了占据有利位置而相互竞争，直至大打出手，同时还伤到了前来劝架和过路的市民。类似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加大了城市治安与管理的难度。

这些痛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地摊经济总是难登大雅之堂，还频频遭到禁止和打压。

平心而论，纵使“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即便一众城市纷纷出台政策给地摊经济“松绑”，人们也不能因此就对上述行业痛点视而不见。若想推动地摊经济健康发展，除了对其价值更加肯定、对其发展更为宽容之外，政府和职能部门还应更多地通过人性化的科学管理，使地摊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抵消城市生活受影响的成本后尽量最大化，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我尝试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其一，对城市不同职能区域实施区别治理，满足各个区域的不同需求。如在重要的行政活动区、城市主干道、CBD、商业办公区等禁止设摊，在居民生活区、风景区附近可以有秩序地开放，等等。

其二，加强卫生和安全管理，小摊贩的卫生和安全状况更容易产生外部性，因此需要外部矫正和公共治理。有关部门可以在此方面着力强化，同时加强监管和引导，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地摊经济从业者的素质不断提高。

其三，对小商贩要实施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通过合理调控安排，使其与常规经济实体形成功能互补，方便群众生活，活跃商品市场，达到秩序与长久生存的平衡，共谱和谐社会的乐曲。

当然，地摊经济的从业者们也应该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来提高经营业绩。比如说，可以考虑将直播、短视频等业态引入地摊经济之中，让自己的辛勤付出被更多的人看见——毕竟，每个生命虽然平凡，但都不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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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结束。

关于地摊经济站上风口这件事，除了行业本身迎来了发展契机之外，我想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含义，那就是真正让“底层民众”感受到了温暖。

在经济学中，向来都有一个不太轻松的话题——穷人经济学，它大体可以理解为“研究如何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的经济学”。2005年3月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可现实情况却是，话语权几乎都掌握在精英手中，而那些大多数穷人却常常被忽视，他们的真实处境更是鲜为人知。

我讲一个故事。

《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白人，拥有洛克菲勒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可谓一名实打实的精英。不过，她却在1998年以近60岁的高龄，三次深入美国底层社会，假扮穷人，做起了餐厅女服务生、女佣公司清洁工和沃尔玛销售。她真切地感受到，穷人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懒或者缺乏毅力，而是陷入了一个自身无法左右却又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芭芭拉·艾伦瑞克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写道：

“一个穷人若无法凑出两个月的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出高价按周付去租一个房间。若他只租到一间房间，他就没法自己做饭，只能吃便利商店食物，例如快餐、热狗，比自己做饭更贵，而且还缺乏营养。若他没有钱办健康保险，一旦生病就一切都得自费……”

生活之外，更大的陷阱在于穷人很难去提升自己。芭芭拉事后总结，连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消耗了她的大部分思考能力，连轴转的工作剥夺了她的爱好。反映到穷人身上，便是频频为短期情况所迫，却根本无暇考虑长期利益。

这也是全世界所有穷人真实生活面貌的一个缩影。

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的“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决定论，一个穷人要改变现状，最核心的是要做好“选择”，做好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一无资本二无技术，只能无奈地选择一些低门槛职业，比如蹬三轮、骑摩的或者摆地摊。这些职业虽然不算起眼，但却是穷人得以维持生计或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方式，亦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世界上还有大量的穷人存在，而某些穷人又不甘于贫穷，他们改变“出身”和重新“选择”的理性行为就注定要不断发生，现代化发达城市的地摊经济自然也就不会消失。如果为了一味地追求城市的高逼格而无法容纳地摊经济，那么被“消灭”的就不仅仅是人间烟火味，还有“底层民众”无数的小确幸。

很多穷人的发家致富，很可能只差一个公正的机会。

更何况，国际范与烟火气，本就不是势不两立、无法共存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任何主体都应该拥有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权利，个人的小期盼同样可以与城市的大情怀相交融，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任何一座现代化城市，都不该只有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任何一个和谐社会，都不该只要“风度”却不要“温度”。

地摊经济，请一直火下去。

特别提示：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互金一季报》，读者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后台回复“2020互金一季报”，一键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读完本文如有收获，请点“在看”鼓励作者，谢谢~

软银血亏9616亿，前浪孙正义会否倒在沙滩上？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顾慧君、王演，首图来自壹图网。

诸神黄昏，用来形容今年几位投资界传奇人物的境遇再合适不过。

孙正义，诸神之一。

日前，孙正义主掌的软银集团公布了2020财年业绩，净亏损高达9616亿日元，约合636亿人民币，与上一财年1.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亿元）的净利润相比，净利润自由落体168%。

风暴眼中的孙正义，何去何从？

孙正义的成功史

软银的历史，是一个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的传奇史（见图1）。PC时代、互联网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孙正义均挺立潮头，他对行业发展的深邃洞察，远超同侪。

孙正义的出手式就不同凡响。1977年，当他还是加州伯克利一个在校大学生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专利——口袋翻译器卖给了夏普，价格是100万美元。这件事点燃了孙正义创业创新的热情，成为支撑他一生事业的原动力。

1981年，当日本人认为PC机只是一个玩具时，孙正义回国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主攻PC软件销售。

公司成立之日，他站在包装箱上，对两位兼职员工发表了创业宣言：“5年内，我们将有1000家销售分支机构，销售金额达到7500万美元。”

员工视之为妄语，双双辞职，但孙正义吹的第一个牛实现了。

对于PC时代的成功，孙正义没有一丝留恋，互联网刚刚萌芽，他就全力投入。

1996年和雅虎合作成立日本雅虎，在雅虎风流星散的今天，日本雅虎——门户类网站日本第一的地位稳如磐石。

2000年，2000万美元注资阿里巴巴，2014年阿里巴巴登陆美股，2000万美元暴涨3000倍至600亿美元。

2000年后，软银在互联网战场三箭齐发：一是投资互联网基础设施；二是投资互联网平台公司和内容提供商；三是拿下苹果的日本独家专营权，把住移动互联网的入口。

2010年后，孙正义双轮驱动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一方面，通过累积的人脉、口碑联合其他机构成立创投基金，包括愿景一期、二期和拉美基金，募资、融资达2000多亿美元，软银成为这笔巨量资金的管理人；

另一方面，基金为孙正义提供源源不断的金流，投资头部前沿科技企业，包括优步、滴滴、Wework、波士顿动力、ARM等等。

孙正义由此成为在人工智能行业呼风唤雨的标杆人物。

孙正义下的注

孙正义看好互联网和AI对现有行业的颠覆和重塑能力，这种颠覆和重塑当下集中在零售、广告等行业，未来可能是房地产、交通、健康科技和金融科技。孙正义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干的。

我们汇总了软银及其三只基金（愿景一期、二期和拉美基金）的投向，总共100多家公司。从区域来看，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中国、印度和拉美地区；从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物流运输、消费娱乐、金融科技、健康科技、AI、半导体、房地产等行业（见表1）。

孙正义在今年3月曾表示，受软银财务收缩和新冠疫情的影响，愿景基金投资的88家公司中可能有15家会破产。与此同时，软银投资的一些明星企业业绩和估值也大幅滑坡。

孙正义说：“就像台风过境一样，这是我创业以来从未有过的亏损。”

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软银踩雷案例包括WeWork、Brandless、Compass、OneWeb、Uber、Vir等等。其中，软银（包括愿景基金）对WeWork的投资超过100亿美元，2019年WeWork估值暴跌，软银累计亏损达82亿美元；软银投资达34亿美元的卫星通信领域的明星公司OneWeb今年3月也宣布破产；此外还包括Uber和Vir的股价暴跌。

孙正义面临的坎

在软银和愿景基金业绩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孙正义还面临一系列麻烦。

首当其冲的是，两位重量级大佬退出软银董事会。 2019年12月迅销（优衣库母公司）CEO柳井正、2020年5月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先后宣布退出软银董事会。

两位大佬的退出，引发资本市场两大疑问：一是重量级董事可能因不认同目前软银的做法而退出董事会；二是因重量级董事退出，现有董事会缺乏制衡孙正义的能力。

其次是AI估值泡沫破裂。从2013年开始，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例如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开始吸引资本市场的眼光，资金不断流入，估值泡沫越吹越大。从2018年开始，形势逆转，大批标杆型的AI企业估值剧烈下跌，资金开始撤离，参照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的进程，AI挤泡沫可能才到中途。

再次是愿景基金的融资模式。愿景基金规模巨大，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各大LP的注资；二是通过公开市场发行债券融资；三是一些夹层资金。债权和夹层资金对公司短期业绩表现的要求较高，一旦公司业绩有大幅波动，风险就会随之而来，评级下调、融资成本上升、资金链断裂均有可能发生。

最后是外部因素的冲击。外部不确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新冠疫情的发展；二是中美可能的科技脱钩。这两大因素对软银和愿景基金旗下公司的业绩和估值均可能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风雨飘摇之中，孙正义能否冲出重围，续写神话，让我们拭目以待。

总理一席话，道出了最真实的中国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这是5月28日，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讲到的一番话，随即引发热议。

诚然，我国经济的发展壮大有目共睹，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消费升级热潮风起云涌，还有城市里的商圈林立、车水马龙、地铁上随处可见的iPhone手机都是国富民强的有力佐证。如此，在不少人看来，“6亿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件事着实有些不可思议。

可是，在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发展不均衡的泱泱大国面前，我们的认知都是狭隘且渺小的。若非王兴一言，很多人大概都意识不到在“大学生遍地走”的中国，拥有本科文凭的人居然只占总人口的4%；若非李迅雷一文，很多人大概都想象不到还有10亿中国人没坐过飞机、5亿人没用上马桶。

而这些，又都是真切的事实。

数据不会说谎，我们不妨扒一扒统计资料，看看这6亿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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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即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为2561元。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处在这一收入水平，平均数往往无法反映事情的全部，我们还需从结构上对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做一番深入考察。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依据收入水平的不同，可以将全国居民人数进行五等份分组。从图1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

我国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数量的居民，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401元，折合每个月约6367元，大幅度领先于其他80%的人；

位于第二、三梯队的中等偏上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30元和25035元，折合每个月为3269元和2086元；

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分别为15777元和7380元，折合每个月为1315元和615元。

据此可知，占全国总人口四成份额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刚好处在“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区间内，再加上中等收入群体中一小部分收入较低的人口，规模便与总理提到的6亿相当。

值得一提的是，从上图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国人的收入差距之大，其中收入最低的20%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及高收入人群的1/10。

这从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中也可窥探一斑。Wind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总体呈现出先攀升后稳定的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至今，基尼系数从未低于0.46，而最近三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8年的0.468（见图2）。

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能说明问题。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04亿，其中有72.4%的网民（约6.5亿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而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达20.8%，约1.88亿人（见图3）；从年龄分布上看，有将近90%的网民处于10~59岁的区间内（见图4）。

数据暗示着这样的现实：我国仍有近5亿人不是互联网用户。这5亿人当中，又以小孩和老人为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0-15岁人群占总人口比重为17.8%，约2.5亿人，而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为12.6%，约1.76亿人，共计4.26亿人。小孩由于还在求学阶段，基本都没有收入来源；至于老人，有些是依靠养老金维持生计，有些很可能还缺少最低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叠加1.88亿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网民，其人口数量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6亿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判断，是对我国真实面貌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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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6亿低收入人群又在哪里呢？

农村肯定是占据大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59元，合月均收入353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1元，合月均收入133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4389元，合月均收入1199元。结合60.6%的城镇化率可知，我国农村居民规模达到5.516亿，整体月均收入为1335元，而其中的2.758亿人，月均收入低于1199元。

其实不难理解，农产品的附加值原本就偏低，而农村又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旦上了年纪，农村居民便没有相应的养老金可领，也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或进城务工，更何况还有相当规模没有收入来源的未成年人也是农村户口，整体收入也就难免偏低了。

从另一层面看，城镇拥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即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报酬。根据各省份经济现状的差异，最低工资标准可分为不同档次。公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绝对数字最低的是安徽，其最不发达地区的“第四档”最低工资标准为1180元。此外，城镇还有低保，这就意味着多数城镇居民的收入都在1180元以上。

当然，并非所有城镇居民都是如此，因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前提是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那些失业者、个体户，以及很多外来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都不在最低工资的保障范围内，他们便很可能成为城镇中的低收入群体，这部分人群的规模亦是不容小觑。

更进一步，从区域分布的角度看， 2019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农村居民每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665.7元、1274.2元、1086.3元和1279.7元，其中，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态势。

从31个省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也可看到，除了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江苏等10个省市外，其他21个地区都低于全国平均线，其中云南、青海、贵州、甘肃四个省份农村居民每个月收入低于1000元，最低的甘肃只有802.4元（见图5）。

这些低收入人群，特别是月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甚至更低的人，用总理的话来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上疫情，其处境之艰难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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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针对“如何保障与改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这一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促进就业，只有就业得到保障，才能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也是为什么把“稳就业”列为“六稳”之首。

近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5月28日，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充分肯定了成都在允许流动商贩临时占道经营方面的做法：“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

一时间，“地摊经济”站上了风口。

“地摊经济”，自古有之。从经营形式上看，其“三低”特质使之具备了一些独特优势：

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

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

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然而，近些年在各地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过程中，“地摊经济”却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而烟火气息也随着小店和小商贩们的“消失”而变得不再浓厚了。此次总理点赞成都，释放了一个无比积极的信号，在遵守城市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放开“地摊经济”，对相当一部分既无资本又无技术的低收入人群而言，无疑是多了一个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生存状态的机会，对于激活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同样意义重大，亦是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

不过，让月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的6亿人增收致富这件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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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锋上的投资者，终将遭遇被屠戮的那一天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首图来自壹图网。

前几日，一个朋友向我倒苦水，他投资的P2P强制清退，在不久将关停APP的威胁下，他不得不遵循平台要求6折转让数万资产，几年来在这个平台上赚的钱，彻底还回去了。

我一脸惊愕，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投P2P？

他给了两个理由：一是买的2年期的标，没到期；二是该平台隶属某港股上市公司，主打信用卡账单管理，主业不是P2P ，他觉得安全。

终究，还是失策了。

过去几年，失策的人比比皆是。

高风险投资潮涌

这几年的投机热潮，最早可追溯至2015年的牛市。在那个短暂的牛市中，有两个群体曾经所向披靡，却也毁誉参半：有人说他们是善于借势的高手，也有人称他们是无知无畏的韭菜。

其中一个群体是涨停敢死队，凭借着“涨停必有其道理”的朴素理念见涨停就追，却连缩量涨停和放量涨停都分不清楚。

还有一个群体是股票配资客，1倍杠杆、2倍杠杆、5倍杠杆甚至10倍杠杆，把炒股变成了炒期货。

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包括你和我，属于典型的羊群。随大流、追热点，头脑发热，点位越高、信心越足，买入卖出，忙得不亦乐乎，浑然不知风险将至。

这两年，房市开启二次上涨周期，不少城市短短一两年内，房价涨幅过半。当地有房群众一边喜极而泣，等了这么多年，报复性上涨终于来了；一边加紧筹钱，不惜每天吃糠咽菜挤地铁，也要买二套三套，不肯错过“炒房致富”的良机。

我周围就有一个朋友，典型的工薪族，月入1万出头。这两年，北京两套房（假离婚过一次），廊坊一套房，重庆一套房，首付东拼西凑而来，把各大银行的现金贷款都申请个遍。拆东补西，现金流极度紧张，日子也极为节俭，对外卖团购平台的优惠政策了如指掌，外出吃饭全靠优惠券。疫情期间，多地房价阴跌，他忧心忡忡；疫情之后，看到房价回升，又信心满满。人生喜怒，皆为房价。

在庞大的P2P投资大军中，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让所有的平台闻风丧胆，所到之处，毛也不剩，江湖称之为羊毛党。他们有的单兵作战，有的形成了组织，每天泡在网贷论坛中，对各大P2P平台的优惠活动如数家珍，一拥而上地偏好新平台和新手优惠标，快进快出，月入几万甚至几十万。

他们光顾过的平台，有些因过度被薅羊毛破产倒闭，所以有人称他们是初级的金融诈骗犯，而他们是谁？他们不是谁，他们是追逐高收益的你我他，你看他们羊毛薅得风光，没看到他们也会因薅羊毛误入诈骗平台成为受害者。

还有些人，在虚拟货币中看到了希望。这些被时代焦虑裹挟的年轻人，错过了房地产，把虚拟货币当作了下一个时代大风口。于很多人而言，投资虚拟货币可能是此生实现财富自由唯一的机会，所谓“一辈子必须上一次车，不上车就会被丢在荒郊野外”。

他们看到币圈诞生了一个个隐形富豪后，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亿，在焦虑中加入其中，成为炒币的一员；

他们是在生活与工作的重压下喘不过气的中产白领，眼看三十而立仍一事无成，期待着虚拟货币的投资能换来让自己立足的车子和房子；

他们也是衣食无忧但永不满足的上进青年，总觉得不应错过每一个“时代”机遇，要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与荣光；

……

每个投机者都有一个发财梦，每个投机者也都找到了投机的理由。

内在的逻辑：前人都赚钱了

作为一个局外人，耳闻投机党的故事，难免认为他们在刀口舔血，都是刀锋上的舞者。而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从事的是低风险的事业，稳赚不赔，只是要多花些心思和精力，比一般人辛苦一些。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因为有人这么赚过钱，赚了好多钱，而且不是一个，是一批；不是一时，是好多年。

可不是么？牛市未结束前，追涨停的、配资炒股的都赚了大钱。别人10倍杠杆，一个涨停就翻倍；我保守一些，3倍杠杆，一个涨停赚30%行不行？

炒房团更是不灭的神话。我们听过很多故事，老公辛辛苦苦办企业赔钱，反倒是天天逛美容院偶尔炒个房的老婆赚了大钱养了家。我省吃俭用多买套房等升值，难道有错吗？房地产升值，财富人人有份，我为何不能炒房？

P2P行业中的羊毛党也很厉害，有很多高科技的“薅羊毛绝技”，月入数十万。我是个胆小的人，也没那么多本钱，只不过比别人多花点功夫研究新平台和新手标，多赚个三五块而已，犯得着上纲上线吗？

当一个人为一件事赋予了太多的内涵与寄托后，性质就难免发生变化，从最初的赚钱投资慢慢地成了一种令人感动的精神信仰，而信仰的力量，无“坚”不摧。

当投机成为一种信仰，每一次风险提示都被视作一种挑衅，只会激起投资者的斗志。

对于虚拟货币投资，已经封神的巴菲特早就提示说“总体而言，就加密货币来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会有一个糟糕的结局…至于什么时候发生或如何发生等等，我并不知道”。

而投资者则拿著名的“克拉克三定律”来反驳，暗示巴菲特已年高德勋、顽固不化。

“1、如果一个年高德劭的杰出科学家说，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他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他说，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他一定是不正确的。

2、要发现某件事情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径是跨越这个界限，从不可能跑到可能中去。

3、任何非常先进的技术，初看都与魔法无异”。

在这个逻辑下，权威专家们越是提示风险，这件事就越靠谱，越要买买买。

是的，他们的逻辑就是，他们没有冒险，他们只不过善于把握机会，他们才是风口上的猪。从过往的历史和周围人的经验看，这么做一直是赚钱的，风没有停的意思，干嘛不多飞一会呢。

注定的悲剧：感恩节前的火鸡

《黑天鹅》的作者曾提出一个火鸡理论，很适合在这里分享。

一只火鸡被屠夫喂养了1000天，每增加一天，在火鸡看来，屠夫对火鸡的爱的“统计置信度都与日俱增”，基于过去的经验，火鸡推断，屠夫是爱自己的，否则不会日复一日地喂饱自己、照顾自己。所以，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是稳定和安全的，并会持续下去。然而，到了感恩节的前几天，火鸡的生命中出现了黑天鹅，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养来做肉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一句足够浅显的话，浅显到没有人会注意到其内在的深刻含义。那些刀锋上的投资者（投机者），何尝不是一只火鸡，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们日复一日地经历着上涨或还本付息，固执地认为未来也一样。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遇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感恩节。

过去几年，不同领域的“火鸡”都碰到了自己的感恩节，金钱被收割，暂时醒了过来。但人性不灭，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大多数人依旧会在某个领域变成“火鸡”，幻想着屠夫是爱自己的，浑然忘记自己是被养来做感恩节大餐的。

所以，祝你们好运！祝我们所有人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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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X战警》呈现的脑电波威力，现实中真的存在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杜娟、孙扬，图源为电影《X战警》。

科技一直是推动人类发展进程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都会带来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革新，并涌现出一批新型商业机会，而旧的商业模式则逐步退出舞台。

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机以动力突破开启了大机器生产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电力代替蒸汽能源，带动了电动设备、交通工具、通讯、电器等革新；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技术、新材料、空间技术等的广泛应用，成果之一就是成就了如今的互联网经济。

技术进步的脚步从未停歇，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悄然酝酿，高速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材料科学等新技术为商业模式创新带来无限想象。

人工智能技术是关注重点之一，现已在安防、金融、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等领域有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分支很多，脑机接口也属此类，因其涉及人脑与智能设备间的联通，且在众多科幻电影中有惊艳亮相，所以显得尤为特别且神秘，并获得了马化腾、马斯克等科技商业大佬的关注。

脑机接口已点亮希望之光

脑机接口，简单来说就是在人类大脑与外部设备间建立连接通路，实现信息交互，这种交互可以是大脑向外部设备传递信号，也可以是反向的。

关于脑机接口的接入形式，《黑客帝国》、《x战警》、《黑镜》、《阿丽塔》等诸多科幻影视剧都给出了自己的诠释。有的需要将传输设备植入脑内，有的则只需戴上一顶“脑电帽”，更简单的是在太阳穴黏上“电极贴片”。

而在现实世界，也有一批致力于脑机接口研究的科学家，正一点点推动科幻照进现实。脑机接口现阶段最重要的应用领域在医疗，全球已成功实施几十例人体植入手术。

2015年一名因渐冻症导致全身瘫痪的荷兰患者同意科学家在其脑中植入信号读取设备，并通过信号发射器与计算机实现无线通信。患者经过6个月刻苦训练后，能够用意念控制计算机打字，准确率95%。

2019年，因车祸高位截瘫的张老先生，接受了浙江大学及浙大二院联合进行的电极植入手术，通过4个多月训练，实现了意念操控外部机械臂完成喝水、进食、握手三个动作。这也是中国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应用。

客观来说，脑机接口能够提供的功能改善还十分有限，患者需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完成简单动作，而且还需面对植入物可能造成的脑损伤、排异反应等风险。

但这些患者、科学家、医护人员的奉献与努力还是为人类运用脑机接口技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数据，为脑机接口的深化应用甚至大规模商用点亮了希望之光。

带宽升级，知识摄取如此简单

脑机接口的逐步实现将开启一系列商业新畅想，教育行业是其中之一。

在漫漫的求学年代，我无数次梦想拥有计算机的快速复制功能。通过USB、无线等传输方式，外部信息简单粘贴便可成为计算机脑中之物。而人类大脑，虽然有听、读、触、嗅等更加丰富的信息获取方式，但在获取速度上远远不及。

脑机接口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扩充大脑与外部信息交互的传输带宽，理论上可以突破人类获取信息的速度局限，实现极速接收。

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创办的技术公司Neuralink，就将扩大脑机接口带宽作为重要研究方向。

在脑机接口的加持下，知识摄取、记忆的过程不再是漫长且需要反复训练的，知识课程都变身为一个个数字信息包，根据个人兴趣偏好搭配课程组合，语言障碍也不再是问题，一个语言补丁包就能轻松解决。

教育培训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将更多体现在是否有独家知识产权的课程包、课程组合的优化配置能力、课程包数字转化算法、用户输入课程包后的实践辅助能力及用户拓展思考的引导能力等。

机械化变身，“买装备”破圈而出

脑机接口的另一个典型应用就是脑信号连接外部机械及计算机等设备。

从单一的机械臂到成套的机械设备，甚至可以是一整套机甲，通过脑机接口联通后，人类能够突破身体极限，利用高强度设备实现机械化变身。“买装备”、“买皮肤”不再只局限于游戏中，连接了高科技装备的你也能成为“钢铁侠”。

除了机械设备，计算机设备也是脑机连接的重要方向。目前，计算机接收人类指令的方式主要是打字、鼠标、触屏、语音，还有一些识别面部表情变化的技术。虽然可借助编程实现自动化、批量化处理，但也要人力一行行敲入代码。

通过脑机接口联通计算机则可实现脑中想法与计算机信息之间的快速交互，节省大量信息传输时间。当你的想法可以实时转化输出，无需组织句式、手动敲击，交流将变得更加轻松便利。

马斯克更是提出疯狂设想，“人机结合将实现更快更准确地沟通，这种非语言交流是彼此更好沟通的机会”，“5-10年后，人类将主要进行非语言交流”。

意识上载，数字化永生的诱惑

脑机接口在数字游戏领域的应用受到广泛关注，脑信号层面的信息交互能够让人类更加真实地融入到线上数字世界中，你可以自由选择游戏场景，也可以自由改造周边环境，与同时在线的好友交互。

除此之外，你还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触觉、冷热交替等等，这比VR、AR更加真实。关于通过脑机接口实现真实感知的技术，目前已有一定突破。2020年5月，权威学术期刊《细胞》刊登的脑机接口研究报告中提到，项目组运用脑机接口技术，成功实现人体神经运动信号和触觉信号的实时分离传输，帮助一位四肢瘫痪患者的右手实现了运动和触觉的同时恢复。

除了游戏场景，人类大脑内组成意识的复杂脑信号能够以数字化形式另行存储，并在新的媒介中模拟原大脑的活动特征，实现意识延续。

这相当于复制了一个数字大脑，大脑的存续不再依赖身体的养分供给，只需数字存储设备及备份设备维系便可实现数字化永生。

对于永生的追求在人类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延续了几千年，众多科学家、科幻作家都曾做出如此脑洞，而脑机接口对应的数字化思路，开辟了研究的新方向。

当然，目前的技术水平距离实现这一应用还很遥远，且这一应用还需面对科学伦理方面的评估与深入探讨。

情绪探测，你的心思不难猜

脑机接口在情绪探测及情绪调节领域的应用研究也在持续推进中。借助各种植入式、佩戴式脑机接口设备，实现对大脑信号的捕捉，分析受观察者的情绪状态，并可通过对受观察者的大脑传递刺激信号，实现情绪改善。

这一技术可以应用于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患者的治疗及康复活动中，并可帮助无法表达情绪的婴幼儿等群体及时发出反馈。

此外，该项技术对各类to C服务商、广告商也有极大价值。试想一下，如果能够及时捕捉用户心理情绪动态，对于厂商优化产品设计、调节营销策略、提升转化效率有极大助力。

但用户的心理活动数据是否属于隐私？这在数字化时代还需进一步界定。受观察对象的同意授权是必要环节。此前浙江金华某小学为学生佩戴的“注意力监测头环”就引发了广泛讨论及争议。

技术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今天对于脑机接口的种种畅想、种种担忧，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机遇与挑战。而除了脑机接口，5G、物联网、新能源等等创新技术的发展，都可能为你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

持续关注科技发展进程，也为你的未来开个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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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裸奔”：APP如何偷窥你的隐私？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培彬，首图来自壹图网。

每天只让你选择一件物品出门，你会选择什么呢？

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手机。

你的工作生活是不是已经被手机填满？早上起来查看天气，手机APP自动提醒你注意防晒；开车经过某一个城市，手机APP马上推荐相关城市的衣食住行。作为资深手机控，我们充分享受各类APP带来的便利。

另外，你的手机是否频繁收到一堆优惠活动的垃圾短信；除了快递小哥给你打电话，更多时候对方直接报上你的大名，当你以为是老朋友或者同事时，却发现对方让你带上小孩来参加课程体验，或者某某房源又有优惠。对于个人隐私泄露，你是否深恶痛绝呢？

对于越来越懂你的手机，你懂它吗？

本文起底恶意APP如何窃取你的隐私，以及教你如何防范。

隐私泄露屡禁不止，精准诈骗频发

2020年5月15日，工信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通报（2020年第一批）。依据《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期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检查，对发现存在问题的企业进行督促整改。

到底有哪些APP？它们涉及到的违法违规行为是什么？

据通报，当当、店长直聘、e代驾、大街等16款APP在列，这些应用软件均涉及私自收集个人信息问题，另外还包括私自共享给第三方、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不给权限不让用、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过度索取权限、账号注销难等7大类问题。

工信部要求，存在问题的APP应在5月25日前完成整改落实工作，逾期不整改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2018年8月，中消协发布《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称，APP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遇到过个人信息泄露情况的人数占比为85.2%，没有遇到过个人信息泄露情况的人数占比为14.8%。

当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后，约86.5%的受访者曾收到推销电话或短信的骚扰，约75.0%的受访者接到诈骗电话，约63.4%的受访者收到垃圾邮件，排名位居前三位。

调查结果还显示，如果手机APP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最担心的问题是被利用从事诈骗窃取活动，占70.5%；其次是贩卖或交换给第三方约占52.4%；被推销广告骚扰占比约为37.7%；名誉受损约占6.6%。

值得关注的是，最终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自认倒霉”，一方面可能是基于无力应对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应对无效后的接受现状。

骗子获取用户信息以后，最担心的是对个人进行“量身定做”的精准诈骗，这种骗术很难被当事者识破，因为骗子往往能够准确地说出当事者一些较为私密的信息，足以“以假乱真”，让用户放松警惕。

2019年9月20日，黑龙江双鸭山一位刘女士报警称，她前几日在第三方平台上购买了一张飞机票，就在飞机起飞的前一天，她突然收到短信称行程取消。她电话联系退款，结果被骗15000元。

隐私泄露原因多样，套路满满识别难

用户个人隐私泄露原因多样，本节主要从黑灰产人员、APP开发者、APP本身和用户自身四方面进行分析。

1、黑灰产人员通过对系统反编译、攻击篡改、植入后门等方式对数据进行窃取

2013年10月，国内安全漏洞监测平台“乌云网”披露，自称是中国最大的酒店数字客房服务商的浙江某某公司，因为安全漏洞问题，使与其有合作关系的大批酒店的开房记录在网上泄露。

数天后，一个名为“2000w开房数据”的文件出现在网上，其中包含2000万条在酒店开房的个人信息，容量达1.7G。开房数据中，开房时间介于2010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包含姓名、性别、国籍、民族、身份证号、生日、地址、邮编、手机、固话、传真、邮箱、公司、住宿时间14个字段。

黑客利用平台漏洞，收集网站和APP应用程序泄露的个人信息，再尝试登录其它网站系统进行“撞库”，不断非法获取用户信息。通过手机号、身份证号将用户碎片信息不断关联清洗，再把这些信息“打包”卖给不法分子，以此牟利。

目前，“人肉搜索”已经成为一门灰色生意，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而这些信息均来自于黑灰产人士用于储备个人信息的“社工库”。

需要指出的是，社工库及“人肉搜索”行为严重触犯了《网络安全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2、APP开发者技术实力参差不齐，数据管理不善容易造成数据泄露

一般中小公司APP开发者技术能力薄弱，在数据安全技术力量上欠缺，数据保护意识不强。这给了黑客可趁之机。

以金融行业APP为例，这些和“钱”有关的APP到底安全性几何？2019年9月11日，中国信通院的报告团队从232个安卓应用市场中收录了 133327 款金融行业APP。经检测发现，共有20.48%的金融行业APP被嵌入了第三方SDK，嵌入的SDK 数量共计高达104005个。在嵌入SDK的金融行业APP中，有45%的APP嵌入了5个及以上的SDK。而第三方SDK存在隐蔽收集用户信息、自身安全漏洞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等安全风险。

而这批APP中仅17.08%进行了安全加固，超过 80%的金融行业APP在应用市场“裸奔”，未进行任何的安全加固。基于 Java 语言编写的安卓应用程序如不进行加固，则其打包的 APK 文件很容易被反编译工具进行逆向分析，进而暴露风险。

3、APP本身过度索取手机权限带来隐私泄露风险

对APP来说，获取手机权限一部分是因为功能需求（如导航软件获取位置信息）；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收集用户数据，更加详尽地了解用户特性，进而有针对性的进行推广，提高用户体验等。

APP最热衷收集的就是获取用户位置和通讯录信息。根据《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读取位置信息权限和访问联系限是安装和使用手机APP时遇到情况最多的，分别占86.8%和62.3%。受访者被要求读取通话记录权限(47.5%)、读取短信记录权限(39.3%)、打开摄像头权限(39.3%)、话筒录音权限(24.6%)的比例也相对较高。

APP在安装的时候，有一个服务协议与隐私政策，长达几页甚至十几页且文字密集。一些软件不授权就无法使用，绝大部分用户没有兴趣阅读并直接默认选择同意。一些看似“正规”的APP在条款内埋下陷阱，披着“合法”的外衣，以“本人已经阅读且同意履行”为由搜集用户个人信息。被发现维权时就以“已经在条款中说明要求，用户已经同意”的理由为自己开脱。

4、用户自身安全意识缺乏，经不住“诱惑”容易造成隐私泄露

互联网时代，大量用户不知道怎么正确管理账号密码，普遍存在安全意识缺乏，容易中毒或被钓鱼软件欺骗。

大量高仿低质APP充斥在市场。以在IOS Appstore搜索“查社保”为例，出来几十个类似APP，普通用户很难区分哪一个APP是官方出品，排名靠前的APP有可能是通过刷评论、刷下载量等手段冲上去的。用户在注册使用过程中，其数据被这些APP保留下来。2019年315，“社保掌上通”因过度收集用户信息数据被点名，用户填写各种资料注册这款APP后，这款APP会通过隐藏的用户条款窃取用户社保信息，现在这款APP已经被全网下架。

还有一些APP通过优惠短信链接、扫码打折等诱惑信息，吸引用户直接下载APP。这时用户要擦亮双眼，不要图方便或只看评价等，在不清楚APP来源的情况下，不要下载和输入个人信息。在使用APP某些功能提示需要读取通讯录时，一定要慎重考虑这个要求是否合理，增加自身的辨别能力和隐私保护意识。

热衷获取个人隐私，商业利益是诱因

商业的本质是逐利的，正确合理地使用数据本无可厚非。正如百度CEO李彦宏所说，中国人多数情况下愿意用隐私换便利，但用户仍然不希望被过度查看自己的个人数据，例如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等。

抛开“贩卖和交换个人信息”、“诈骗窃取活动”等不法行为外，个人信息是如何被拿来做推销广告的呢？让你收广告收的明白，本节为你简单介绍一下套路。

首先，我们在注册使用购物或者社交APP时，你的姓名、手机号、性别和地址等信息会被记录下来。

其次，你在使用APP过程中，你的行为数据如浏览时间、地理位置、浏览路径、消费记录等上千个行为都会保存下来。

接下来，系统建立模型，从这些基本数据和行为数据中构建标签，试图从无数个标签中构建出你的用户画像。

举个例子，你看到一款“电视”产品的介绍，系统计算你对“电视”的购买欲程度。通过一个简单的标签加权算法：

购买欲权重=行为权重×停留时间×衰减因子

当你对“电视”产品评论、点赞、转发和收藏等操作后，你的行为权重会增加。停留时间是加分项，如果浏览“电视”的时间长，表示你对其有兴趣。短暂的停留无法代表你长期的兴趣，单次浏览行为的权重会随着时间流逝不断衰减。

最后，系统根据这些标签，通过你的浏览行为给你推荐商品；也可以将其他跟你相似用户的浏览记录和购买过的商品推荐给你。

在互联网诞生初期，《纽约客》曾有一句闻名全球的俚语：“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现在，狗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防范隐私泄露，提升个人安全意识

在互联网时代该如何守护我们的个人隐私？需要APP开发者、应用发行市场和APP使用者共同努力。

1、APP开发者履行责任，从源头上保护个人隐私安全

一个APP上线，要经历设计、开发和上线环节。APP开发者需自觉遵守《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相关法律；遵循个人数据采集的基本原则，包括目的明确、最少够用、公开告知、个人同意等。对信息泄密建立所谓的“问责制”，使所有人能更重视数据问题的解决之道。

2、应用分发平台完善审核机制，帮助用户守好“最后一道门”

我国境内应用商店数量已超过200家，大部分应用商店都推出了一定措施来保障用户的安全体验, 严格审核把关，提升用户体验尤为重要。一些应用分发平台已经采用“恶意行为检测”+“隐私泄露检查”+“安全漏洞扫描”+“人工实名复检”四重检测体系，以多样安全审核措施保障上架应用的安全合规。

3、APP使用者加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不让非法应用“有机可趁”

APP使用者具体可通过下述四种方法加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

（1）对APP分等级管理，设置不同的账号密码。涉及资金类的APP和一般APP，设置两套不同的账户和密码可防止连环盗号。

（2）不要随意登录免费WiFi，随意刷。下载APP时最好从官方网站上下载，或通过合格经营的第三方应用市场下载，并适当查核发布者的资质。山寨APP，或存在窃取个人信息、恶意扣费等问题的APP，提前了解甄别，以防落入山寨陷阱。

（3）关闭APP的敏感权限。查看应用索取的权限，读取通讯录、读取短信通话记录等敏感权限尽量关闭。

对于苹果手机，点击设置-隐私，查看哪些程序还在使用你的“定位服务”、“通讯录”等服务。关闭设置-通用-后台应用刷新功能，有些APP通过后台应用刷新功能收集用户信息。

对于安卓手机，慎开USB调试模式，因为手机一旦开启USB调试模式，PC端的软件可以快速地对手机进行root操作。一旦有了root权限，手机的锁屏密码、绑定账号等信息很容易被其它软件随意调用，其安全风险不言而喻。

（4）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填写，不主动泄露。平时接收快递，使用X先生/女士，优先使用小区自提柜，不对应具体门牌号；使用隐私小号进行联系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两会热点话题。5月25日，全国人大工作报告在下一步主要工作安排中指出，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央行将严打无证经营违规获取个人隐私数据。个人隐私数据的违规收集和野蛮使用时代将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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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过时了，投资房地产，应该这么干！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首图来自壹图网。

谈到房地产投资，很多朋友的第一印象就是“买房”。其实，除了“买房”，小资金也有机会玩转房地产投资。如果您对此感兴趣，不要走开，请往下看！

房地产投资工具一览

房地产投资工具，按照募集方式（公募/私募）和权益类型（股权/债权）两个维度进行分类，如下图所示：

首先，有必要对两个“分类维度”进行介绍：

从募集方式角度，“私募”产品属于有钱人的游戏，一方面准入门槛较高，投资金额100万起步，只有通过认证的“合格投资者”才有资格购买；另一方面，产品监管较为宽松，风险较大，当然预期收益率也相较同等条件下的公募产品要高一些。另外，“私募”产品顾名思义不能在公开的媒体里进行广告与宣传，一般都是专业的理财经理面对面地提供服务。

而“公募”产品正好相反，投资门槛低，散户投资者也可以参与，一般可以在交易所里挂牌交易，当然其监管也较严格，产品的收益率和风险也更低一些。

从权益类型角度，房地产投资产品分为股权和债权两种类型，债权产品获取的是固定收益，无论房地产行业起伏，只要发债主体不倒闭，产品收益相对稳定。而股权类产品相当于直接投资房地产的所有权或者公司股权，投资收益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兴衰起伏，风险和收益波动也相对较大。

房地产投资工具分析

下面，针对各类房地产投资工具分别进行分析。

1、地产类信托：刚性兑付逐渐被打破，注意控制风险

众所周知，房地产开发从买地、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在项目的初期，由于可用于抵押的资产有限（可能仅有一块空地），项目的不确定性较大（规划报建可能不通过或者施工风险），银行出于审慎的原则，授予的贷款额度有限。而另一方面，从土地拍卖，到设计施工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开发商有着强烈的融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信托应运而生，成为地产项目初期最重要的融资手段。

在规模方面，地产类信托的在贷余额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从2010年的0.43万亿增长到2019年2.7万亿。特别是2017年以来，房地产政策收紧，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反而使得作为替代融资方案的地产类信托得到了高速发展，项目余额的占比在2019年达到15.07%，为过去十年的峰值。

在收益率方面，房地产信托的预期收益率持续走低，从2013年的9%，降到了2020年初的7%。出现这种现象与近年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利率持续下行有关。

伴随着过去十年房地产行业的迅速崛起，房地产信托相较其他的房地产投资工具更早进入市场，成为许多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的标配。早年，信托产品往往采取刚性兑付，即出现风险，信托公司一般拿自有资金来对信托投资人兜底，加上赶上房地产行业处于高速增长期，通过拍卖项目方抵押的土地，很容易收回损失，故早年的信托给投资人以“高收益，低风险”的印象。

情况在近年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房地产政策的收紧，使得信托公司在风险管理、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压力日渐增大，另一方面，政策层面，随着“资管新规”、“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新规的陆续出台，信托的刚性兑付被逐渐打破。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信托公司和项目，获取合理的收益，是当下信托项目投资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2、公募地产债权：散户也能参与的固定收益产品

作为私募产品，地产信托项目100万起的投资门槛，使得大部分的散户望而却步。散户想投资地产类的固定收益产品有什么办法吗？可以投资一些公募债权类产品，包括地产公司债、MBS(基于地产抵押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投资相关产品的债券基金。

地产公司债是房地产公司在资本市场发行的债券，截至2020年5月14日，沪深两个交易所共有尚未到期的地产公司债330只，实际发行金额1572亿元。在收益率方面，早年公司的信用评级对债券收益率的影响不大，因为在房地产高速发展期，公司无论大小，开发的房产项目的销路都不错，所有地产公司债券违约率不高，收益率也相当。2017年，随着房地产政策收紧，公司债表现开始分化，在信用利差上，实力强的公司违约风险较小，仍然可以用较低利率发债融资，而实力弱一些的公司，则需要以更高的利率才能融到资。

当然，决定地产公司债优劣的除了行业因素以外，跟公司的经营治理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即使房地产行业再繁荣，如果公司治理有问题，出现了高管内斗，或者非法挪用资金的情况，则地产公司债的表现也会非常惨淡。

那么，有没有剥离了公司经营这个风险因子，仅仅跟房地产项目效益有关的金融产品呢？这就是下面要介绍的MBS(基于地产抵押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关于MBS的交易结构如下图所示：

MBS投资的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购房者每月缴纳的月供为MBS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当出现借款人还款违约时，也可以通过拍卖处置所抵押房产来保证投资的安全。如此，MBS的风险与具体某个房地产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了隔离，只要市场房价不大跌，产品稳定的收益是有保证的。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大部分的公募债券在市场上交易并不频繁，除了在发行阶段被交易以外，往往都被投资人持有至到期。对于散户投资者，也可以考虑通过投资相关债券基金的方式，来实现地产债券的投资。

3、股权类产品：小钱也能“买房”

如果说前面介绍的债权类产品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固定收益。股权类产品则更偏向于“买房”了——在基金经理的管理下，采取一定的策略，对房地产的所有权或者地产公司股权进行配置，获取相应的收益。

在私募领域，私募地产投资基金一般向有钱人募资，然后找有价值的地产标的进行配置。以私募巨头黑石为例，房地产投资作为其四大业务板块之一，截至2019年底，管理规模高达1632亿美元，占公司所管理资产总规模的28.5%。

在投资理念方面，黑石强调“买入、修复、卖出”的模式，买入存在一些瑕疵而被低估的地产，然后针对性地引入资源修补瑕疵，如更换物业管理团队，完善周边配置，或者对一系列地产资源的并购整合，最终再将估值提升的地产卖出赚钱。如此操作，为黑石的房地产基金带来了每年10%到20%的收益率。

除了黑石，开展私募地产投资业务的知名投资公司还包括KKR、凯雷、华平等。这些年，随着国内房地产行业的迅速扩张，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私募地产投资基金也在迅速成长。

以上对于私募地产基金更多的是介绍性质，100万起的投资门槛使得大部分老百姓望而却步，而顶级私募地产基金的门槛更高。那么对于资金量不大，也希望试着“买房”的老百姓有没有什么产品和工具呢？有的，房地产公司股票或者REITs(房地产信托基金)。

房地产股票，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REITs的交易结构如下：

从上图可以发现，REITs基金的交易结构很像市场上的ETF基金，只不过ETF基金的标的资产是一揽子的股票，而REITs基金的投资对象则是商业地产或者基础设施类资产。

REITs基金的交易过程包括以下四步：

（1） REITs基金获批成立后，投资者通过出资申购获得相应基金份额。

（2）完成募集后，REITs利用募集到的资金在市场上买入商业地产或者基础设施。

（3）基础资产产生的收益扣除相应的费用后，定期给投资者进行分红。根据证监会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年度可分配利润的90%。

（4）基金份额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

从以上的交易过程分析可以发现，与股票等其他股权类产品相比，REITs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期间收益更加稳定。投资REITs的收益一般来自两个部分：地产项目的期间现金流和地产增值。其中，期间现金流包括商业地产的房租，基础设施的使用费（水电费、高速过路费），这些收入相较股票投资中的公司收入，来的更加稳定。因为用水用电、娱乐消费、出行交通都是居民生活中的强需求，除非发生疫情这样的极端情况，地产项目的收入相对更加稳定。2019年，香港市场REITs产品的平均分红收益率为5.6%，远高于大部分的股票分红收益。

二是风险因子更加单一。相比股票投资中复杂的公司治理因素，REITs的底层资产更加的简单，风险因子也仅仅限于房产价值的起伏，更加容易分析与评估。

三是高流动性。因为有二级市场可供交易，REITs表现出较高的流动性。即投资者需要用钱时，可以随时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变现，相对于直接投资房地产或者私募基金更加灵活。

目前，REITs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已经普及，全球大概有2万亿美元流通市值，其中美国的REITs流通市值为1.1万亿美元，占全球市值的55%。以日本、新加坡等为代表的亚洲市场上共有178 支REITs，市值为2924亿美元。我国证监会前不久发布了《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相信要不了多久，就将开展试点。

建议：熟悉你的投资

前面对房地产投资领域的金融工具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和介绍。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在实际使用这些工具进行投资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一是熟悉你所投资的行业。每个行业所处的周期和特征都是不一样的，对于相关的金融产品也会有不同的影响。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受到政策影响较大，近期持续降准降息，以及提出推进房产税立法，对于普通人可能只是一个新闻，但是，对于房地产金融产品的投资者，可能需要保持一定敏感，对政策的影响能够有一些判断，并指导自己后续的投资。

二是熟悉你所投资的产品。即使同在房地产行业，不同金融产品的风险和收益也是不一样的。如何去结合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需求，选择最合适的产品是每个投资者需要做的功课。本文可以作为熟悉房地产投资产品的入门，但学习精进是没有止境的。另外，有机会，建议读一读自己的产品说明书和投资协议书，虽然条款非常枯燥，却是学习产品最好的教材。

三是熟悉你所投资的基础资产。穿透行业和产品，最终决定投资风险和收益的其实是你所投资的基础资产。相关的收益可能来自于基础设施的使用费（高速过路过桥费、水电费）或者商业地产租金，这个时候，判断基础资产好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实地去看看，比如到家附近相关品牌的商场里，看看店铺开业情况、客流密度、排队情况，不难对基础资产的质量有一个了解和判断。

特别提示：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互金一季报》，读者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后台回复“2020互金一季报”，一键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商业生死劫：25岁陷阱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首图来自壹图网。

这两年，明星创业企业如流星般，闪耀过，又归于湮没。“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兴衰是常态，我们更热衷于探究兴衰背后的秘密。

是什么决定了一家企业之所以生、之所以死呢？我们通常谈起宏观环境、行业周期、内部机制，却常常忽略了用户行为。

在我们印象里，用户行为基本是稳定的，可事实恰恰相反。在本文中，我将向大家论证，正是用户行为的突然变化，将很多明星企业推向死亡的深渊。

25岁现象

从生理上看，人的成长发育是渐变的，但婴儿期和青春期除外，在这两个高峰期，人会经历突变式生长；在社会心理上，人的成长成熟也存在突变期，突变期前后，行为模式剧变，成为企业兴衰的重要诱因。

如果仔细观察年轻人，经常能看到矛盾的两端：有些人是典型的月光族，追求消费与享乐，符合大众对95后的认知；有些人则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与他们70后的父母并无二致。甚至同一个人，一年前还是月光，一年后就变得吃苦耐劳，让人困惑不解。

用户行为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先来看一个例子。

我认识一位理发小哥，两年前他过着“上一月、休一月”的自在日子，一个月赚钱，一个月花钱，时不时带女朋友去天津旅游（从北京到天津，低成本高效率），上班的那个月也是说走就走，和打零工一般自由。

可结婚后，一切都变了。穿衣吃饭全面降级，一年也舍不得休息几天；取消了例行旅游，苹果手机退役时也换上了华为。

于他而言，结婚导致了行为突变的发生——不是结婚让人成熟，是结婚让人缺钱。

结婚前，他和女朋友都有工作，父母也在打工赚钱，日子过得惬意；结婚后，女方在家备孕，父母（至少一人）辞工回家照顾儿媳。孩子两三岁时，妈妈会外出打工，爷爷奶奶即便身体强健（50岁左右），但扛着养育子孙的重担，再也不能外出挣钱。

一边是家庭收入的永久性下降，另一边却是家庭支出的永久性增加。购房买车（农村结婚必备两大件，县城买房+小汽车一辆，外加彩礼若干）的贷款分期、孩子的抚养教育、父母的养老支出等纷沓而来，骤然间就扭转了他的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

这位理发小哥不是个案，而是千千万万年轻群体的真实写照。

结婚之前，他们是无忧无虑的“后浪”，追着星、唱着K，追求精致小康生活，是众多消费潮流背后的男孩女孩；结婚之后，似乎瞬间从“消费主义”中挣脱，精打细算，埋头苦干，成了自己一度不理解的“中浪”。

以25岁作为蓝领群体的平均结婚年龄，从个体层面看，结婚前后判若两人；从群体层面看，25岁前后，表现也截然不同：

25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承受过生活的重击，心态更开放，愿意尝鲜，愿意追求个性，追随潮流，成就一批个性化小品牌；

25岁以上的年轻人，回归熟悉的领域，变得专注，心态内卷化，不愿轻易改变，开始走向“保守”，向经典大众品牌回归。

很多时候，正是这种鸿沟般的突然转变，让以年轻人为服务对象的企业措手不及！我们不妨称之为25岁现象。

要么成为头部，要么死亡

25岁现象，未必是25岁，只是泛指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年轻人或步入婚姻、或步入社会，面对新角色、新压力，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

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埃里克森曾提出“人生八阶段”理论，将人的一生分为八大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一种需要解决的难题。本文讨论的25岁现象对应其中第五阶段——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期，年龄跨度12-25岁（第一次提出时为12-18岁，后修正为12-25岁）。

埃里克森认为，这个阶段青少年开始独立接触社会，在新环境下面临一系列冲突，体验到的是困扰和混乱，克服冲突的途径就是和社会环境建立新的同一性。简单来讲，就是要在社会大环境中找到自我认同。

在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中，青少年喜欢尝试、追求新鲜事物、强调个性化和自我独立性，从商业角度讲，那些主打个性的小众商业品牌很对青少年的胃口。但正如埃里克森所讲，人在这一阶段面对的是“角色混乱”危机，而度过危机的标志就是形成“忠诚”的品质，即找到了自我与社会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就会表现为心态上的保守和专注，向主流价值观回归，在社会心理上，表现为从青少年向成年人的转变。在商业层面上，他们开始抛弃凸显个性的小众品牌，向大众品牌回归。这种突然转变，总能把品牌推向死亡的深渊。

手机市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2015年之前，智能手机市场还算得上百花齐放，魅族、锤子、酷派等都还是响当当的手机品牌，分别俘获了一众粉丝；2015年以后，市场快速分化，只有进入TOP5的品牌挺过了最难熬的厮杀阶段，成为最后的赢家。

分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OPPO、VIVO的逆袭，让很多观察者看到线下渠道和下沉市场的重要性，但这无法解释靠个性化、小众粉丝生存的品牌为何如流星般陨灭。

每个小众品牌都有一个基本盘，即所谓的铁杆粉丝，我们需要搞清楚为何铁杆粉丝突然就不再支持情怀和创新了？为何没有人愿意为小众和个性化买单了？

我们可以用25岁现象来解释。

2015年之前，智能手机还是酷炫潮品，成功吸引了一波追求个性化的年轻粉丝。当这些年轻粉丝长大后，从开放走向保守，更加注重实用型功能，品牌的情怀溢价大幅缩水。此时，小众品牌往往不能在性价比、主流功能等方面满足粉丝需求（否则也就不是靠情怀支撑的小众品牌了），慢慢失去对早期用户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智能手机行业加速成熟，不再是潮品代名词，这些小众品牌对新的年轻粉丝的吸引力下降。就像一个存在出入口的水池，早期用户不断流出，新用户流入缓慢，水位越来越浅，慢慢地，这些小众品牌就凋零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没能及时变成TOP品牌，成为小众品牌凋零的原罪。一个靠年轻人崛起的品牌，如果不能尽快升级为大众品牌，迟早会被用户抛弃。一句话，情怀可以作为一时的策略，最终还要产品本身能打才有出路。

TOP品牌如何躺赢？

那作为市场TOP品牌，该如何更好地利用25岁现象呢？

我曾经询问一个快递员有没有申请过贷款分期？是哪家的？他给出的答案是招行，原因颇出我的意料之外。

原来三年前他在逛街时，在路上偶遇招行的信用卡营销人员，好奇之下填了张申请表，没想到顺利获批了。这是他第一张信用卡，就一直在用。

结婚之后，要还房贷、车贷，计件工资制下，时不时会出现工资缺口。有一天招行电话营销贷款分期，就办了贷款。之后就一直在用了。

这个案例背后，能看到25岁现象前后的完美衔接——在用户年轻、愿意尝鲜的时候接触他们，当用户变得成熟、保守时及时转化他们。

这也说明，机遇只青睐有准备者。主流品牌如果因循保守，并不必然能够享受年轻用户“回流”带来的红利。五年前，“中华酷联”都是手机市场里的主流品牌，到了今天，还剩几个呢？

很多银行就是如此，他们不重视年轻用户。如我在《很多年轻人，并不爱银行》一文中所说，

“年轻人是银行眼里的高风险群体，银行的普遍做法是敬而远之，避免向年轻人放贷。与之相应，年轻人对银行也是兴趣缺缺，瞅准机会，不介意幸灾乐祸一下。”

相比之下，招行的策略就高明多了。即便是推出零额度信用卡，也要先把年轻人抓在手里。这样，当年轻人终于向主流金融产品回归时，他们想到的自然也是招行。

此外，支付宝、、苏宁金融等已经变身TOP选手的互金巨头，它们一路陪年轻人走来，同年轻人一样经历了人生第五阶段的“角色危机”，并最终走了出来，从边缘创新者变成主流选手，在金融体系中找到了自身的“同一性”。

巨头与用户共同成长，用户也不离不弃；但互金行业，更多地却是令人悲伤的案例。

我写过一篇文章《互金平台，上市后为啥“变差”了？》，从财务视角解释上市互金平台表现为何越来越差？也可以换个视角，用25岁现象来解释。

创业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无一例外是求新、敢冒险的年轻人，当这些年轻人从校园步入社会、从单身走入婚姻时，行为模式发生剧变，变得更加保守稳健，向主流市场（如银行、互金巨头）回归。

一边是存量用户的加速离去，另一边则是监管趋严下，互金平台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下降。只出不进，只能走向衰落了。

不少头部互金平台，手握千万年轻用户，也曾规划用户生命周期模型——大学阶段，匹配现金贷；初入职场，匹配车贷；职场中年，匹配理财。并据此进行一站式布局，但多以失败告终，不能晋身主流市场，手握千万用户又有何用？

当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每家金融机构都在围绕用户做决策，但是，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用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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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能不能强劲复苏，特朗普和鲍威尔掐起来了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陶金，首图来自壹图网。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关于疫情防控的讲话，称美国现在“正在向伟大过渡”（transition to greatness）。

特朗普表示，这个口号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没人比他更懂想口号这件事。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还宣称明年美国经济将迎来“不可思议”的复苏之年。许多专家和政客也都认为一旦放开社交封锁，经济就会恢复正常。

不过，美联储鲍威尔给强劲复苏的说法泼了冷水，他警告说，美国可能面临严重及长期的经济衰退，这次衰退的规模和速度是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比二战以来的任何一次衰退都严重。

今年唯一问题是负增长的幅度有多大

鲍威尔的言论并非危言耸听。

实际上，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衰退。一季度美国实际GDP环比负增长4.8%，要知道美国直到3月下半月疫情才开始蔓延，且除了纽约市以外，整个一季度全国并未出现明显的封锁和停工现象。

从就业数据来看，4月非农就业减少2050万人，失业率上升至14.7%，显示封锁措施正在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历史性压力。

现在来看，美国和全球疫情走势以及对应的经济走势仍然不明朗，美国全年GDP的负增长几乎已经板上钉钉。根据美国经济咨商局（the Conference Board）的预测，2020年美国GDP增速在-3.6%和-7.4%之间。

具体而言，美国经济咨商局将疫情蔓延程度分为不同的场景，并根据美国政府的防控措施，对美国2020年经济前景进行预测：

（1）快速复苏。4月疫情出现拐点，5月部分复工，全年GDP预计为-3.6%（此场景已经失效，因为疫情在当时并未出现明显拐点）。

（2）夏天复苏。五月出现疫情顶峰，导致二季度经济急救收缩，但第三季度强劲复苏，全年GDP为-6.6%。

（3）秋天复苏。由于疫情的持续蔓延，复工政策迟迟未能完全推行，经济的弱势状态持续到三季度，经济在全年实现U型复苏，全年GDP为-6.5%。

（4）三季度疫情重现（W型复苏）。疫情防控在秋天的时候宣告失败，再次蔓延，封锁政策重启，经济虽然在三季度有所复苏，却将在四季度再次衰退，全年GDP为-7.4%。

根据这个预测，美国2020年几乎确定陷入衰退。对于明年的美国经济，IMF等机构充满了乐观，IMF预测2021年美国经济将增长4.7%。对此，我们认为过于乐观了。下面，从短期与长期两个角度，详细阐述。

复苏存在有利因素，但限于短期

短期内，美国经济复苏存在以下4个有利因素。

1、目前的失业多为暂时性失业，复苏过程中就业数据将回升

对于4月减少的2050万非农就业，稍稍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失业中，约有1800万为暂时性失业，与一般衰退失业多为永久性失业不同。如果后期疫情得到控制，经济重启，这些暂时性失业人员重新上岗速度也会较快。

3月，美联储在2019年家庭经济和决策调查（SHED）的基础上，进行了小规模的补充调查，重点调查了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和家庭总体财务状况。报告中提到，13%的被访者（占2月就业者的20%）在今年3月或4月初没有工作，但很多在此期间失去工作的人仍同雇主保持联系，77%的人表示雇主之后会回聘他们，但并未告知具体返岗时间。

2、全国范围内的复工冲动较大

由于担心失业率飙升、重启经济的民意增加以及担忧美国企业失去全球市场份额，特朗普政府的复工冲动较大。当前，美国大部分州不同程度地取消限制措施，美国政府复工指引比较激进，美国民众自身也比较抵制居家隔离，会加快复工率的回升。很多美国人认为，与其在宽松的社交隔离政策和经济重启决定之间犹豫不决，还不如全面重启经济，至少能够让更多的人重新工作。

3、短期政策对冲起到了效果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华尔街因为缺乏流动性，以及对金融市场救助的必要性的质疑，导致市场因为资金断裂而出现恐慌性下跌，进而产生螺旋式负向反馈，危机从受困金融机构蔓延到优质企业，直到美联储介入，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救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才开始出现转机。本次技术性熊市刚开始没多久，美联储迅速启动逆回购给市场注入流动性，控制国债期限利差和波动率，同时限制信用利差持续走阔，可谓非常及时。

当年美联储的刺激政策连绵了几个月的时间，犹豫不决，等到雷曼兄弟破产，危机已经成型后再大规模救市，可谓追悔莫及。此次不等危机成型，及时介入资本市场和实体信用，相信不会重蹈十二年前的覆辙。

另外，我们认为美联储离2008年的政策底线仍然有一定空间。当年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地，美联储开始在市场上购买高收益债（即垃圾债券），缩小信用利差，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事实上，近日美联储已经表示，主体街（main street，意在向实体企业进行贷款）贷款项目已得到财政部75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支持，将可提供6000亿美元的贷款。

4、欧美中等核心国家将共振式修复

中国的复工已经较为充分，同时欧洲也在开始逐渐重启经济，核心国家共振式修复可能要比中国修复得快。这将有助于实现足够规模的需求在短时间内扩张，这些来自全球的需求将帮助美国企业重新获得订单。

不利因素可能长期存在

长期中，美国经济复苏面临着以下3个不利因素。

1、最大的风险是疫情在美国二次爆发

现在，美国疫情的拐点正慢慢出现，复工计划预计将更加激进。更激进的复工计划意味着更大的疫情二次爆发风险。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美国经济咨商局所做的预测，如果美国的封锁措施失效，美国疫情有可能在秋天出现反复。那么，美国经济四季度必将再次出现明显衰退，也很可能波及到明年的经济复苏。

美国的防疫措施真的有可能失效吗？是的，这并非危言耸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上至联邦、下至州县的政府治理和协调能力的低下。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美国各级政府之间在疫情防控中的低效率：

3月31日，美国疫情最紧急的时候，身处疫情中心的纽约州州长科莫在疫情发布会上说：

“我们从中国订购了1.7万台呼吸机，每台呼吸机大概是2.5万美元。太贵了，真的买不起了。更复杂的地方在于，加州、伊利诺伊州政府也在向中国订购呼吸机，同时美国联邦政府、意大利政府也在下单。对于这么多的订单，中国出货会非常缓慢，因为需求量太大了。纽约州能确保得到的呼吸机数量仅为2500台。

看看我们现在深陷的诡异处境吧：每个州都在自己采购呼吸机，我们都想买同一件商品。所以我们有50个州都在为同一件商品竞争，最后我们都开始互相抬价。我真的遇到中国的公司打电话给我们说：‘加州出价比你们高，我们打算卖给他们了。’这就像在Ebay网站上竞拍一样，你看到竞价上涨了，那是因为加州出价了，伊利诺伊州出价了，纽约州也出价了，加州又出价了……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这也太没效率了。

然后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闯了进来，FEMA又开始出价了，现在FEMA出价高于其他50个州，所以是FEMA把价格抬上去了，这完全讲不通啊！原本FEMA应该才是代表美国的单一采购部门，本该由它来统一采购，然后按需分配给各州。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你们折腾出了这么个局面……”

科莫太难了。但显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难以协调统一的治理体系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2、美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可能增加，制约消费修复

这种制约将加大政策对冲的难度，削弱刺激政策的效果。重大自然灾害、经济或金融危机都会对居民的储蓄冲动产生深远的影响。以最近的2008年“大衰退”为例，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低点的3.8%提高到了2012年底的12%，持续了4年多。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已经开始明显提升了，3月底达到了13.1%。

很显然，储蓄的背后是即时消费的减少。因此，似乎也很难指望美国消费在明年或更久的未来得到根本性的复苏。要知道，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

同时，尽管美国各州陆续开始复工，但经济暂停容易、启动难，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企业破产倒闭都会有乘数效应，影响不仅仅在于短期。所以，美国失业率往往具有上得快、降得慢的特征，美国1948年以来的11轮周期中，失业率平均在11个月内快速达到顶峰，而再回到低点则平均花费58个月，最长的一次是在1991年3月失业率达到峰值后，用时120个月才完全恢复，美国本次危机可能也很难例外。

3、长期政策有掣肘

这个掣肘便是美国很难实行负利率。近日，特朗普和美联储鲍威尔又“掐”了起来，特朗普称自己是负利率的坚定拥护者，但鲍威尔断然拒绝，称美国不可能实行负利率。背后的原因是，美国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和全球金融市场锚，其利率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锚定定价。

更重要的是，美国还有4万亿美元的货币基金，是企业短期融资和资金运作的重要渠道，大量企业通过短期商业票据进行融资。负利率将导致货币基金投资人流失，造成美国企业短期融资出现问题。

用一句话说，美国负利率对经济的刺激效果非常有限，但对全球货币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却很负面。

综上来看，长期存在的不利因素将使得美国经济很难在明年强劲复苏。

当所有人都遭受同样的极端灾难时，便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接受一些牺牲，用句白话来解释便是：面对“天塌下来了”的灾难，人类更团结了。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尽管欧美国家个别政客甩锅中国，事实上却是全球采取了较为一致的行动，以应对这场灾难。

加上人类有了改变自然的能力（或者自以为有了这种能力），使得这种团结看起来更加有效。包括美联储在内的政府决策者和既得利益者在近两个月所做出的政策对冲，便是这种能力的体现。由此来看，短期内这种政策将有效地缓解美国的极端困境，不致崩溃。

不过，一旦这种灾难过去，不同的利益群体必会重新打起自己的算盘。到明年或者更久的未来，对于欧美国家，这种全国、全球一致的政策行动将很难再持续下去。并且之前的一致行动还会在更长的未来造成其他后遗症，当然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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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政府工作报告》对中小微企业意味着什么？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首图来自壹图网。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疫情这一特殊时期的两会引起全民关注。《2020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看点十足，本文从金融风险防控、稳定银行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强化保险的保障服务三个方面，解读报告中透露出的信息。

金融风险防控

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金融风险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内容，其意义不言而喻。

《报告》在“2019年和今年以来工作回顾”中提到：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金融等领域风险有所积累。

毫无疑问，金融领域的风险防控仍将是重点。但对比过往，金融风险的热点有了新的变化。

2019年是互金风险集中整治的一年，互金领域风险持续出清，网贷平台转型小贷公司政策出台，互金风险的整治将在2020年迎来收官之年。

同时，对于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进行分类施策，风险处置路线图日渐清晰，个别银行的风险事件得到良好的化解。

而今年以来，在疫情影响下，金融风险出现了新的特征。

一方面，中小微企业经营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的上升。这使得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

另一方面，国内外金融风险共振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风险共振成为新的风险特征。例如，国际原油期货结算价历史上首次跌至负值带来的投资风险；美股史无前例一个月内四次熔断带来的资本市场风险；全球负利率及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新型汇率风险等。

《报告》对于“今年发展主要目标和下一阶段工作总体部署”中，也重点提及了要做到“重大金融风险有效防控”。

具体来看，今年除了要完成互金风险整治的收尾工作外，保证银行保险机构的流动性，通过多种方式补充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资本来应对风险，仍是重点工作。

稳定企业的金融支持

《报告》在稳定企业的金融支持方面提出：

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

在3月1日，银保监会、央行、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中就要求：

“对于2020年1月25日以来到期的困难中小微企业（含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贷款本金，以及2020年1月25日至6月30日中小微企业需支付的贷款利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申请，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0年6月30日，免收罚息。同时，不下调贷款风险分类，不影响企业征信记录”。

应该说，《通知》对于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财务支出和流动性压力，有极大的帮助，并且也有利于后续的复工复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但是随着国外疫情的发展和疫情防控的常态化，我们看到企业的复工和收入的增加都不及预期。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发展仍然会继续面临困难，将《通知》的政策进一步延长到明年3月底，不仅是加大金融扶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六稳、六保”的重要举措。

《报告》原文：

“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通过“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实现覆盖更大范围的受影响小微企业，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抵押物不足的问题；通过降低担保费率，解决融资贵的问题；通过对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提出明确的增速要求，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的供给不足的问题。多措并举，提高金融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报告》原文：

“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

疫情以来，央行三次降准，并通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面宽松，市场资金利率持续维持低位，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畅，也导致了一定的资金空转和套利行为，如部分企业通过票据贴现转银行理财等方式，进行资金套利。强化监管，防止资金“空转”，有利于资金进一步流入实体经济。

强化保险的保障服务

《报告》中也多次提及保险：

强化保险保障功能；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继续执行下调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

近年来，监管多次提出“保险姓保”，并指出要分清保障与投资属性的主次，保障是根本，投资是辅助。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险也突出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新研发的新冠肺炎保险保障计划产品、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产品等。但是，在人身和财产的长期保障方面，保险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人身险方面，重大疾病险、医疗险等商业健康险覆盖率较低，难以真正实现保险的保障功能。财产险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回归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稳健投资的理念，起到支持实体经济、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作用。

对于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来说，发展出口信用保证保险一直是监管层在提倡的，今年2月以来在政策层面也被多次提及。作为支持出口的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出口信用保证保险是“稳外贸”的重要抓手。银保监会在3月份就提出了“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并降低费率”的政策。商务部等多个部门也提出支持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

但是目前，出口信用保险主要承保的海外买方违约责任保险等险种，保障覆盖内容相对不足。而国外疫情的肆虐，使外贸企业出口业务更加艰难。因此，进一步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支持出口业务，是“稳外贸”的重要举措。

在“继续执行下调企业养老保险费率”方面，早在2016年，人社部就曾发布《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部分省份的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20%。此后持续出台了降低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调整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等措施。

从短期看，作为社保单位缴费比例中的大头，养老保险费率的下降会带来社保基金的减收，但是，我国总体上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量较高，因此并无太大影响。而长期来看，有利于给企业减负，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

而对于“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纳入常住地保障等”尚且是首次提出。失业保险此前保障的往往是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白领等人员，而徘徊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以及流动人口等风险较大群体却没有被涵盖进去。同时，将参保农民工的时间放宽至不足一年，对于保障这类群体的基本生活也非常重要，可以有效的救助因灾因病遭遇暂时困难的人员。这些在“六稳”、“六保’上推出的全新举措，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同时，更全面的保障弱势群体，也是保障就业、恢复经济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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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买理财产品，需掌握三点收益常识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顾慧君、王演，首图来自壹图网。

我们在做一项投资决策时，往往需要回答三个问题：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以及目标收益。前两个问题比较好回答，风险承受能力可以通过问卷来测量，投资期限取决于自己的资金筹划，比较难回答的是目标收益。

投资的目标收益定多少合适？本文从如何计算收益、各类资产的收益水平以及决定目标收益应考虑的各个因素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供大家参考。

如何计算投资收益？

如何准确度量投资收益，比较靠谱的是复合年化收益率。复合年化收益率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一项2年期的投资，起始本金是1万元，第一年收益率是25%，第二年收益率是-25%，这项2年期投资的复合年化收益率是多少？

如果使用简单的算术平均来计算投资收益，也就是把每年的收益率相加后再除以投资的总年数，那么结果是0，这准确反映该项投资的损益情况了吗？显然没有，较为准确的计算方法是采用几何平均来计算投资收益，计算公式如下：

这里的N代表的是投资的总年数，用上述公式计算该项投资的年化收益率，结果如下：

也就是说该项投资的复合年化收益率是-3.175%。

巴菲特曾经说过，复利是最伟大的发明。复利的“牛鞭”效应非常明显：首先，在时间的催化下，期初不起眼的收益率也会带来可观的回报；其次，期初收益率的微小差别经过时间的长久炼化，会带来财富的巨大差异。

举个例子说明，假设有三笔投资，期初本金均为10万元，复合年化收益率分别为5%、10%和15%（如图1所示），第10年时，三笔投资带来的收益达到：162889.5、259374.25以及404555.77；第30年时，三笔投资带来的收益达到：432194.2、1744940.2以及6621177.2；第50年时，三笔投资带来的收益达到：1146740、11739085以及108365744.2。

复利的“牛鞭”效应告诉我们，除了关注收益率的高低之外，投得稳、拿得久也攸关最终的投资回报。

各类资产的历史收益水平

投资者在确定投资的目标收益时，一个重要的参照基准就是各类资产的历史收益率。我们汇总了债券、股票、黄金和房产的历史收益情况（见表1），供大家参考。

从表1可以看出，各类资产的历史收益率差别很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大类资产本身的风险收益特征有明显差别。举例来说，中证全债虽然复合年化收益率只有4.16%，但它的年度最大回撤低到-2.41%，而沪深300虽然复合年化收益率高达8.02%，但年度最大回撤高达-65.95%；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类资产的取样时间不一致，特别是A股的几个指数，指数创建时间不同可能会影响收益表现。

另外一个值得参考的收益率是各类基金的历史复合年化收益率，我们筛选了市场中存续期超过5年的各类基金的收益情况，结果汇总如下（表2）。

这里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因为存在幸存者偏差（好的基金才能生存下来，差的基金被淘汰了）的问题，表2中的数据可能高估了基金能给大家带来的回报。

从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市场能够带给大家的回报以及投资领域的佼佼者（基金公司）能够给大家带来的回报，大家可以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来调整自己对于投资回报的心理预期。

决定目标收益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投资者如何给自己划定一个相对合理的目标收益，取决于两大类因素：一类和投资者自身的状况有关，例如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等等；另一类是市场能够给予的回报水平。

投资者对自己投资能力的评估往往超过自己真实的投资能力，从而为自己定下不切实际的目标收益。通过比较表2和表1的回报数据，可以看到专业投资机构中的佼佼者也很难跑赢市场，希望这个比较可以帮助你冷静下来，为自己定一个合理的收益目标。

投资中最令人忧心的是风险错配，原油宝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案例——原油宝底层是海外的原油期货，除了期货的高杠杆风险外，还叠加了汇率风险，明显是一个风险非常高的投资品种，但大量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银行客户购买了这个产品，当损失真实发生的时候，很多投资者无法承受。如何评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可综合年龄、财富状况等因素去考虑，概括起来讲就是年龄越大、财富越多，投资理财追求的首先是保值，其次才是增值，所以风险偏好应当尽可能放低，目标收益率也应降低；年龄越轻、财富相对较少，投资理财更多应追求财富的增值，风险偏好可适当提高，目标收益率适当提高。

投资期限越长越好，很多投资者长钱短投，热衷于择时，最终的收益往往并不理想。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资产配置、择时、择资产（例如择股），大量的研究表明，投资收益主要来自于资产配置，择时择股并不靠谱。资产配置、定期调整、精选低费率的投资标的，然后静待复利带给你惊喜，是投资理财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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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不寻常！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政府工作报告》历来是每年“两会”的重头戏，它既是对上一年工作的总结，又是新一年的行动纲领。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2020年成为了所有人心中极不寻常的一年。也正因为如此，这份来自于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与特殊背景的《报告》才更加万众瞩目，几乎来自各行各业的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从中窥探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与改革方向。

本文将针对《报告》中的几大亮点做出详细解读。

一

不设经济增速目标

2020年的《报告》提出“不设定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为史上头一遭。

不设定具体的增速目标，是基于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做出的清醒判断，诚如《报告》所说，“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在防控疫情和经济复苏的双重挑战下，我们不能一味地去追逐经济增速，而是要在“生命至上”的前提下，去考虑如何寻求进一步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看，不设定增速目标是经济发展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必然。

客观地讲，GDP增长虽然可以视为经济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但GDP并非综合国力的全部体现，因为除了经济的维度之外，环境、科技、教育、文化等因素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把蛋糕做大”已经无法满足新阶段的发展需要，重质量、重效益逐渐成为经济增长主旋律，这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有所提及：“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而在今年的特殊背景下，不设增速目标还有其特殊涵义，那就是有利于给各地方经济发展“松绑”，摆脱“唯GDP论英雄”的束缚，增强各方应对复杂国际国内因素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同时还有助于抑制大水漫灌、财政赤字货币化、盲目上项目的冲动，为明年的经济发展腾出政策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不设定增速目标并不意味着发展失去方向。用《报告》里的话来说：

“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与此同时，《报告》还明确了一系列“硬指标”——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既定目标也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另外，《报告》还提到“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用以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这些内容，其实已经给出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底线。

总结起来，表面上看是不纠结于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但却能让中国更加专注于扩大内需，做好“六稳”“六保”，推动供给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可谓“无招胜有招”。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二

更重视中小微企业

《报告》特别指出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具体为：

“今年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前期出台6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包括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免征公共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文化体育等服务增值税，减免民航发展基金、港口建设费，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字里行间，流露出决策层对中小微企业的高度重视。

一直以来，中小微企业都是中国经济绝对的基本盘。官方数据显示，当前中小企业数量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为国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完成了70%以上的发明专利、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这些数据充分彰显出中小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激发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都属于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又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细胞”，其经营灵活，拥有较强的市场应变能力，追逐利润动机也极为强烈，对提升国民经济活力、培育新动能意义重大。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中小微企业过得好，国民经济就有了保障。

然而，受疫情影响，原本经营风险就相对较大的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都遭受了一场“雪上加霜”，在收入和现金流受阻的情况下，仍要支付房租、工资、利息等刚性支出，经济负担剧增；同时，生产经营的暂停可能导致中小企业订单合同违约、资金周转困难，所承受的风险也在增加，这给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即便是到了后疫情时代，也难以立刻走出困境。

此时，《报告》提出的“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延长执行期限”等字样，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有助于降低其经营成本，缓解资金压力，提高盈利能力，帮助它们渡过疫情难关；从长期来看，减税优惠还可以促使企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至产品优化、创新研发与扩大再生产中，进而推动整体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与经济增长质量，削减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顽疾，增强国民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更进一步，中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也会有所缓解，而国家的减税让利有助于中小微企业信心的修复，居民收入和消费也会间接得到提振，进而助力于内需的稳定与扩张。

当然，政策支持虽然能缓解中小微企业的燃眉之急，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发展轨迹；若想涅槃重生，中小微企业除了“他救”，更需要的是想办法“自救”。这或许要从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拓展线上业务、融入供应链体系、优化产品与商业模式等方面予以发力，如此才能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近几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日益增加，我们越来越强调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当前海外疫情形势的依旧严峻，又迫使我们更加注重“内功”的修炼。

在此背景下，《报告》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实施路径则集中在“推动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两个方面。

先说前者。

消费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尽管受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消费市场下滑态势颇为明显，但这更多是因为线下消费场景受阻所致，并不表示居民消费需求的消失，也不能改变中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在近期发放消费券等政策手段的刺激下，消费市场的回暖之势有目共睹，而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线下消费场景正在重新成为国人的消费选择，消费市场运行重回正轨指日可待。

中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所在。不过，考虑到各地发展阶段的现实差异，以及不同人群特征属性的区别，仍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消费需求没能得到较好的满足，这在三线以下城市及县镇、农村的“下沉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也恰恰说明中国居民消费潜力的巨大。

因此，我们应当更加关注特定人群的消费偏好和需求，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母婴经济等，还应瞄准特定消费领域，包括文化、健康、教育、信息、休闲娱乐等等，以迎合消费市场的新变化。就像《报告》所说的“要多措并举扩消费，适应群众多元化需求”。

此外，促消费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未来还需从多个维度发力：

需求端，应从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农村等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供给端，应丰富消费市场的商品品类，提升商品服务质量，从而调动民众消费的积极性；

消费环境上，政府部门仍需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进国内消费品与国际标准对标，在支持企业培育新品牌等方面落实政策，强化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等。

再说后者。

投资对于扩大内需、改善民生同样意义重大。一方面，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另一方面，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也提出了新需求。当前，中国的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比如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而这些，恰恰是《报告》在“扩大有效投资”中所特别强调的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提到“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这是“新基建”首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高层领导对其寄予厚望。

不同于传统的“铁公基”，新基建的数字化属性决定了其数字经济增长基础的地位，能够有效拉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人才和知识等高级要素的投入，带动5G、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还能促进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等新经济的发展提供载体。此外，新基建覆盖的领域更为广阔，支撑的业态更为丰富，也为创新型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参与建设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进而激发市场活力。

未来，在推动新基建发展过程中，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国家战略和重点规划，研究制定新基建的配套政策，以此为相关项目的立项、评估提供决策参考，此外还应探索创新、科学的投融资及管理运营模式，加强国际合作，并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开放更多的参与空间，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保证企业的生产安全，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

不过，这并不意味传统基建就可以被忽略，新基建与传统基建齐头并进方能发挥最大效果。

四

其他亮点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报告》中还有以下两大亮点：

（1）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报告》指出，“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话语中透露出这样的信号：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和节奏都将较之前更加强化，尤其是提出了关于货币供应量和社融的新目标；而此次提出的“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针对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并给出了实现方向，意味着在一系列定向降准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以往政策工具的应用力度和范围，并深入打通货币信用传导机制。

（2）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报告》强调，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稳外贸不仅是助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与持续增长的需要，还是化解过剩产能压力、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取时间和空间的重要举措，更是稳定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国责任与使命担当；而外资与外贸相伴相生，外商投资不仅可以为国民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注入动力，还能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先进设备等等，进而促进我国企业更高质量发展。一言以蔽之，稳住外贸外资对于我国推动经济运行重回正轨、实现健康可持续增长来说意义重大。

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以往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去寻求开放领域的不断延伸、开放深度的不断拓展以及开放质量的不断提升。具体应该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缩减负面清单、建好开放平台、扩大自贸区的范围、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采取措施。

此外，“房住不炒”、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内容也有所提及，本文不再赘述。

五

结语

与往年相比，2020年《报告》的篇幅与汇报时长均有所削减，但个中深意却丝毫不差，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道路也得以清晰明朗。

姗姗来迟的两会和《报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难免显得有些步履沉重。不过我们必须清楚：迟来，是为更好地出发；沉重，方能行稳致远。

在抗击新冠疫情之时，所有人的心和力量都高度凝聚在了一起，相信两会和《报告》同样会开启团结奋进的新起点，激励14亿华夏儿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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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瑞幸，我有错吗？”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实习生桂豆豆，首图来自壹图网。

5月19日，瑞幸咖啡称收到纳斯达克交易所退市通知。

不出意外，这家上市刚刚满1年的“资本神话”，就要在纳斯达克画上一个句号。

有趣的是，朋友圈里又掀起了一波挤兑式购买的热潮，大家纷纷晒出小蓝杯，并调侃道：

“再不多喝几杯瑞幸，我的2.8折优惠券就用不掉了。”

与再一次掀起购买热情的消费者截然不同，绝望的投资者用脚投票了。

5月20日，瑞幸咖啡开盘暴跌50%。

有意思的是，网络上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大家，作为消费者，我们不应该去支持一家财务造假公司的产品。支持一家财务造假公司的产品，是不道德的。

这就引申出了一个十分具有争议性的辩题：如果一个企业因为财务造假违背了诚信道德和市场规则，但其产品却物美价廉、值得信赖，我作为消费者，还要去支持它的产品吗？

张爱玲的一句话与此次消费者的态度不谋而合：

“身边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紧，因为图画远近大小的比例，窗台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众场面大。”

22亿财务造假&消费者的购买热潮

4月2日晚，瑞幸咖啡自曝22亿元收入的财务造假。消息一出，瑞幸股价暴跌80%，市值急速缩水，沽空机构获利。

4月7日，瑞幸咖啡宣布停牌。

5月19日，瑞幸咖啡公告称收到纳斯达克交易所的退市通知，公司计划举行听证会。

瑞幸咖啡财务造假的黑天鹅，在资本市场上引起了“地动山摇”。SEC（美国证监会）警告提示中概股风险，纳斯达克收紧上市标准，美股上百只中概股一片绿油油，卷入信用危机的风暴。事件不仅让投资者损失惨重，更是损害了中概股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也会加深美国资本市场会对中概股的偏见，加大了后续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的难度。

然而，在资本市场遭受重击的至暗时刻，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舆论爆发的第二天，即4月3日，瑞幸咖啡订单爆满，瑞幸咖啡APP、小程序全线崩溃，线下门店客流量也比平时暴增很多。财经媒体福布斯在4月3日的采访中发现，瑞幸咖啡的负面消息并没有对消费者产生强烈的影响。记者在瑞幸咖啡中港汇门店、太阳City门店、嘉里不夜城门店前随机采访了二十几位消费者，83%消费者称已得知瑞幸咖啡财务造假的事情，94%的消费者称财务造假不影响对瑞幸咖啡产品的认可。

受访的绝大部分消费者认为：

“对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讲，只要瑞幸咖啡的味道不变，优惠不变，品质依然能保证，对我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网络上甚至有人戏称瑞幸咖啡是“民族之光”，“割美国人的韭菜请国人喝咖啡”。

当然，市场上还有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有部分消费者认为，瑞幸咖啡造假事件的性质之恶劣、影响之大都超出想象。连中国证监会都表态“对财务造假表示强烈谴责”，你我作为消费者怎么能不谴责呢？消费者应该摒弃这样三观不正的企业，更不该支持它的产品。正如新华社所评“敬畏市场规则，诚信方得长久”。

毫无疑问，这种声音是正确的。财务造假的行为是一种违法犯罪，是该遭到唾弃的。但有趣的是，消费者为何会形成这样的态度分歧？甚至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对瑞幸咖啡“再来一杯”。其实，不难理解：如果从集体利益的大局观来讲，消费者应该对价值观不正的企业坚决说“不”，才有利于整个市场的健康运行，投资者才不会被一次又一次的“割韭菜”；但如果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消费者是逐利的，会倾向于选择市场上物美价廉的商品，消费者并不关心企业的财务是否造假，只关心各种补贴和优惠券是否依然能正常使用。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回溯资本市场的“个人”与“群体”利益

要想理解消费者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抉择机理，首先要理解资本市场是如何处理这种矛盾的。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战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中也是相当精彩。我们都知道，在资本市场高速发展期的公司和公司法，就是一种本着集体和个人利益统一的思想而设计的（虽然现实的发展偏离了这种初衷）。

在资本市场公司法的思想里，有以下几点利益一致性：资本与市场的利益协同性、大户和散户的利益协同、股东会和管理层的利益协同、公司和员工收益上的融合、企业和市场（用户）目标的一致、企业和社会福利的协调。从资本到市场，从企业到消费者都是一种团结的利益圈，本着这种理念的企业才会有巨大发展潜力。

这些利益协同性在公司法中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1）做市商按照金融原理，让企业股票稳步地跑赢通胀，凝聚更多的散户，让企业获得更多的信用并赢得了发展需要的资源。这本来就是大户和散户的一种利益分享。

（2）股东投资有发展前景的团队，促进和协助企业的扩张，提高投资收益总量，提高前期投资者的投资收益，达到目标一致，扩张。

（3）高福利凝聚人才，企业通过期权、股权、业绩奖金、年薪制、年休等福利措施，与人才分享企业成长的收益，凝聚人心。

（4）产品的目标是满足市场，提高效率的目标是降低成本，这也使客户和企业的愿望走到一起。

显然，资本市场并没有达到公司法中这样理想主义的自洽。公司为了一己私利牺牲消费者的群体利益的案例屡见不鲜。大户蚕食散户、垄断市场、哄抬物价、产品偷工减料等破坏市场秩序、伤害消费者自身利益的戏法每天都在上演。被割韭菜到麻木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对企业行为和资本市场的信任已经瓦解。信任机制已然崩塌，消费者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一致性又从何保证？

答案是难以保证。

消费者与资本市场本是一种“你不负我，我不负你”的关系，但是在资本市场一次次为了企业私利而牺牲群体利益之后，消费者对资本市场的失望与不满情绪愈加强烈。这也催生了瑞幸咖啡事件中消费者对“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选择的矛盾。

消费者：个人利益or群体利益？

在市场经济机制中，消费者固然是可以为了群体利益而短暂牺牲个人利益，但是这种做法有一个前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达到一致，且在服从集体利益后个人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即集体大于单干，最终收益大于牺牲的成本。

那为什么在瑞幸咖啡事件中，投资者选择了追求个人利益呢？

这是因为资本市场在追求所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一致化”的过程中，本就积存了很多顽疾，更是把这种信任危机带给了消费者。那么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若消费者优先服从群体利益，将会面临以下问题：

1、选择群体利益时产生的机会成本。这意味着消费者在选择群体利益的同时，会面临个人利益损失的可能性。在瑞幸咖啡事件中，消费者从大局观出发，就该和投资者一起抛弃瑞幸咖啡，对此类丑闻缠身企业的产品坚决说“不”，从而助力市场秩序的健康运行。但若做此抉择，就白白损失了手中的折扣券，丧失了在使用优惠消费时的精神快感，甚者，可能平添一笔不得不去买更贵的咖啡而带来的潜在金钱“亏损”。

2、服从群体利益后追求的“长远利益”是否可靠。我们都接受过类似的教育，遵从个人利益是目光短浅，服从群体利益才是长久之计。那么当消费者放弃个人利益、不再追捧瑞幸咖啡、加速败德企业淘汰，并期盼资本市场越来越好之后，消费者个体在未来是否还能享受到这资本市场的长期红利呢？这个问题是没有保证的，消费者也会存疑：我牺牲个人利益换来的“长远利益”说不定又回到了资本家的手里，那我为什么不抓住肉眼可见的短期利益呢？

3、资本市场集体不能有效维护消费者个体。如果把国际资本市场看作“群体利益”的一个整体，在瑞幸事件中，消费者则认为个体自身与美股市场的利益相关性不大。如果放弃消费瑞幸咖啡，固然会有利于美股市场，但是美股市场并不会有效维护你我个人的消费者利益，甚至美国资本市场的造假丑闻也曾经给整个国际市场、给每一个消费者带来重创。严格来说，不管是国际市场还是美股市场，其实都是和每一个消费者息息相关的，但消费者在做决策时毕竟不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是无可厚非。

以上这些问题如同深壑一般，横在消费者和资本市场之间，在这种“资本市场与消费者的畸形互动”中，消费者选择短期的个人利益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从集体主义的原则性来探讨瑞幸咖啡事件里消费者的选择也是有理可循的。集体主义原则虽然主张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提倡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但并非主张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牺牲个人利益，这种自我牺牲应该是有条件的必要牺牲。

集体主义原则中认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而个人利益又是正当的，在其他条件下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而在此时此地，不牺牲个人正当利益，集体利益就无法实现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要求必须牺牲个人利益”。

从瑞幸咖啡事件来看，首先，消费者认为“用优惠券购买瑞幸咖啡”这个正当利益目前是很难被替代的；其次，这个消费行为并没有到“不牺牲正当利益，集体利益就无法实现”的程度，所以消费者认为自己去挤兑式消费咖啡是一种个人自由和权利，并没有什么不妥。

瑞幸事件里消费者的选择重要吗？

既然消费者在资本市场的动荡中选择了维持个人利益，继续支持瑞幸咖啡。那么这种与投资者截然相反的选择在市场中又具有怎样的分量呢？

毋庸置疑，消费者行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消费者的选择一直都是筛选产品、选优逐劣的重要一环，但这种有效筛选机制的前提是市场为非垄断状态。当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时，消费者才会有足够的选择权，才能够将目光放在服务好、质量高、价格实惠的产品上。在瑞幸咖啡之前，国内的咖啡饮品市场中基本上是星巴克一家独大，消费者没有太多的选择。所以，此次消费者才会对瑞幸咖啡有一定的“留恋情绪”。

那如何看待此次情景下消费者的选择呢？辩证地看，在短期和长期效应下，消费者在瑞幸咖啡事件中的选择将占据不一样的分量。

从短期来看，消费者的认可式消费无法改变瑞幸咖啡退市的结局。回溯过往的财务造假企业，獐子岛、辉山乳业等企业无一不被投资者和市场抛弃。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机制其实会倒逼财务造假的企业做出选择。从目前呈现出的趋势来看，瑞幸咖啡已经被投资者抛弃、被B端客户抛弃、被市场抛弃，但还没有被消费者抛弃。一个很典型的现实是，在“自曝22亿造假”之后至今，小蓝杯上的咖啡杯套再也没有广告的投放，这无疑是一笔极大的收入损失。

那么从长期来看，风波之后，假如消费者依然选择认可瑞幸，那么瑞幸能否再续辉煌？

它的终极结局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这依赖于瑞幸前期的品牌效益能否获得大量消费者长期的支持和追捧，也取决于瑞幸在丑闻之后是否拥有企业重建的强大能力。

综上所述，即使瑞幸咖啡有消费者消费热度不减的支持做保护衣，但由于其财务造假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对市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瑞幸咖啡近一年的商业奇迹幻想可以说是自此破灭。当然，我们不能轻率地说“瑞幸完蛋了”，到底它会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瑞幸事件过后，资本市场和消费者都会进行一定的反思。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人能独善其身。重塑当前资本市场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机制是今后经济体制健康运转的基础。只有改变先前“资本市场与消费者的畸形互动”，才能真正达到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统一。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要想消费者做到为了群体利益而做出长远睿智的选择，企业和资本就应该先懂得“无私才能成其私”这个道理。如此，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缓解消费者的不满情绪。我相信，当这个市场变得足够好的时候，消费者自然会感受到被集体原则覆盖的平等性和自由选择权，那才是资本、企业和消费者握手言和的一天。

最后，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问题“面对一家财务造假的公司，我还要买它的产品么？”

看了一下手边刚买回的小蓝杯，回复了下：

造假？雨我无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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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基建”往事：扭转国运的关键一战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首图来自壹图网。

1993年1月，克林顿正式入主白宫。本该意气风发的他，却不怎么高兴，只因当时的美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内忧外患”：

一方面，因为与苏联对抗，美国很长时间里都把提升军事力量作为首要任务，可是伴随着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正式宣告终结，经济和科技已逐渐取代军事力量，成为新的全球竞争焦点，而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崛起以及一众新兴工业国家的追赶，又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已是不争的事实，电子、金融、化工等重要产业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而长期积累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失业率连年上升等现实问题，让美国曾经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风雨飘摇。

正因如此，恢复经济活力成为了美国的头号任务，而克林顿政府更是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抓手来应对国家经济上的虚弱，进而带动整个国家走出“阴霾”，重拾信心。

几经思索，美国人将目光锁定在了信息化上——这是世界各国全新的竞争焦点，无论是大国小国，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本国的长远利益和综合实力，都在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去抢占这个制高点，美国当然不甘示弱。

于是，在克林顿上任仅仅8个月后的1993年9月15日，美国正式公布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富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宏大计划，当即引起了轰动，迅速掀起一波巨大的热潮，不仅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韩国等众多国家纷纷效仿出台相应方案，还在随后很多年，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范式和人类社会的面貌。

这项计划的名字叫做“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又名“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一

起源：内忧外患，经济低迷

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出台并非偶然，除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外，还有着其他方面的现实背景。

在科技政策上，美国一直遵循着当年艾森豪威尔所制定的目标——将一切对国防有用的民用资源都服务于国防或国家安全，即所谓的“为国防而科学”。因此，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国家实验室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从事军事研究开发或与之相关的航空航天等任务，大量的资金、人才、设备和原材料也都涌入了军事领域。

根据1992年的统计资料，美国国防部得到的科研经费约占联邦研究与发展（R&D）预算中的2/3，全国有35%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10%以上的制造业工人都在为美国的军事部门工作。

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增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但对于民用科技的关注甚少，极大地制约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军用技术转为民用技术并商业化应用的难度更是超乎想象。如此，便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美国拥有傲视群雄的通讯卫星、核能技术、飞机导弹与各种电气机械设备，但老百姓并没能从中获得太大的益处，而且并没能产生与高昂的军事研发投入相匹配的经济效益。

不仅如此，美国曾经在科技方面的巨大优势也在日渐消失，其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便是日本。

上世纪80年代的贸易摩擦与国际竞争唤醒了日本的危机意识，日本重新对国家的科技战略进行了调整，并明确了“科技立国”的发展方针。这一时期，日本开始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诸如原子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与飞机制造业等成为资金与智力资源的主要输送地，同时还注重强化重点实验室未商品化产品，寻求产业集约式发展。这些使得日本的高精尖产业自主研发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甚至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叫板的程度。

1982年，日本《钻石》周刊对美、日、欧在19种新技术上的实力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在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光纤通信、金属加工和机器人5项技术上己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美国则在16项技术上具有领先地位，欧洲达到第一流水平的有2种技术；

1986年10月，美国《幸福》杂志公布了对四大关键技术领域的调查结果，认为美国在计算机和生物技术领域仍比日本、西欧先进，在新材料领域优势还不大，而在光电子技术方面已被日本超过；

1994年8月，美国发表的科技白皮书中称，“美国科学已处于失去其在国际上的卓越地位的危险”……

好在美国还有一个拿得出手的选项，那便是信息技术。

美国是世界上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早在上世纪70 年代，美国的信息产业产值和从业人员超过国民总产值和就业人数的一半，信息技术也以各种形式广泛渗透到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银行、保险、运输、宾馆等行业都在信息化方面大力投资，再加上美国人均拥有计算机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并且还初步建起了远程、高速交互式等计算机网络，因而在信息技术这条赛道上，美国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便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出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及经济基础。

不过，美国当时的信息化水平总体上仍然处在“点”或者局部“线”的层次上，其计算机网络与计算机产业相比要滞后得多，后者已经发展了好几代，前者却只开发了第一代；许多使用率很高的网络容量、速度和范围极其有限，信息交流渠道同样不够通畅，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全面实现信息化的要求。

最为致命的是，相比于日、德等发达国家，美国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进展极为缓慢，根据1993年6月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和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书》称，美国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已从第二位降到第九位，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对此，美国很多有识之士都有深刻的认识。老布什政府时期任参议员的戈尔就曾主张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信息超级高速公路网”，以此来加快把信息转化为知识和财富的步伐；总统科学顾问布罗姆利也认为“最有效的一步便是建立高性能的信息网络，这是促进美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重要一步”。199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克林顿和戈尔又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信息高速公路，振兴美国经济，恢复企业竞争活力”的竞选纲领，这对长期处于经济不景气、日夜盼望走出困境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至此，“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付诸实践的脚步已经渐行渐近。

二

内容：构建“美丽新世界”

克林顿上台后不久，便立即开始着手进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准备部署，以兑现自己“振兴美国经济”的承诺。

他先是亲自授权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又在1993年2月以《国情咨文》的形式初步给出了“加强美国科技优势”这一建议，并大刀阔斧地削减财政预算来加以支持。在此过程中，克林顿政府还得到了美国各界人士的拥护和各公司企业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响应，电子信息工业界尤为如此，以AT&T为首的14家巨头纷纷研究对策、制定发展规划并共同向白宫和国会给出系统建议，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项工程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拥护和雄厚的资金来源。

万事俱备，1993年9月15日，由美国副总统戈尔和商业部部长布朗郑重向世界宣布，美国将实施一项“将永远改变美国人生活、工作和沟通方式”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行动计划”，该计划的问世标志着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真正从理论转变为实践。

根据计划方案，美国预计在今后15~20年内全面达成如下建设目标：

（1）在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通过计算机进行技术信息交换；

（2）通过药品的通信销售和X光照片图象的传送，提高以医疗诊断为代表的医疗服务水平；

（3）使在第一线的研究人员的讲演和学校里的授课，发展成为计算机辅助教学；

（4）可以广泛提供地震、火灾等灾害信息；

（5）实现电子出版、电子图书馆、家庭电子影院、在家购物等等；

（6）利用双向高速通信网提高美国的产业竞争力。

按照“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发展愿景，所谓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将是一个能给广大用户随时提供大量信息的、由通讯网络、计算机、数据库以及日用电子产品组成的完备网络，它将催生一场轰轰烈烈的信息革命，进而永远改变人们的生活，构建一个“美丽新世界”。

比如，人们可以生活在他们想要生活的几乎所有地方，借助网络来与他们的办公室即时通信，而不会失去工作；

比如，所有学生都能拥有最好的学校、教师和课程，根本无需考虑地理、距离或是财力因素；

再如，无论何时何地，只有你有需求，就能立即借助网络来获得相应的服务……

从今天来看，这些“美梦”几乎都已经成真，但在当时的美国，绝对是极为大胆的畅想，或者说是颇具超前意识。

三

执行：政府搭台，民企唱戏

在整个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民间企业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

由于其宏伟目标和诱人前景，以及它大概率会给人们带来的巨大效益和实惠，激起了民间企业极大的热情。但凡该计划涉及到的技术，无一例外都成了相关企业投资研发的重点对象，典型如贝尔、微软和摩托罗拉，各自都官宣了未来几年在高速光纤传送系统、卫星通信网络等领域的投资计划。还有三大私人电信公司AT&T、MCI和Sprint，陆续地将光纤接入到全美各个主要城市。有意思的是，为了参与这项工程，一些行业中的老对手一改往日相互竞争的做法，纷纷展开了合作，诸如微软同英特尔结盟、IBM同苹果“联姻”之类的案例不胜枚举。

至于美国政府，则是更多地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

其一，鼓励民间企业投资与市场竞争。

美国政府认为，想要促进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便是在通信和信息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并进一步扩大竞争，以激发出企业的热情。为此，美国政府制定了通信改革法规，以立法形式增强竞争，确保全面开放通信市场，尤其是那些被垄断公司控制着的有线电视和市内电话市场，从而吸引那些已经进入或正寻求进入市场的公司前来投资。

克林顿还签署法令，对致力于研发与投资新兴产业的民间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包括给予企业研发信贷三年的偿还延长期、削减中小企业的资本收益税等等。这些税收优惠措施进一步提升了民间企业对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意愿，使得它们在致力于建设全国信息网络的同时，也能有利可图。

此外，美国政府还格外注重“全民服务”的概念，不接受人民被划分为信息的“富人”与“穷人”，而是力保所有用户都能以低廉的价格享有高质量的设备和服务，而强化市场竞争同样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

其二，支持技术创新与新技术应用。

于企业而言，技术创新行为的根本激励始终是来自于盈利的预期。然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的很多项目要么投入金额及风险过大，要么投资回报期过长，远远超出了单个企业所能承受的范围。为此，白宫专门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工作小组（IITF）”，推动国会和民间企业的全方位合作，在避免政府运作“妨碍”民间投资行为的前提下，引导政府所属机构来从事民间企业无法负担的长期性研发工作，进而加速开发那些对长期增长至关重要的技术。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继续实施“高性能计算和通讯计划（HPCC）” ，并通过巨额的财政拨款来支持信息技术的应用，得益于此，医疗保健、教育、图书馆、制造业等诸多领域都实现了“触网”与信息化转变。

其三，保证信息安全与网络可靠，注重知识产权。

尽管信息系统能给人们带来高效便捷，但其脆弱性同样不容忽视，例如电子文件可能被截获与复制，用蜂窝式电话通话容易被人监听等等，无论是个人隐私还是国家信息安全都可能会面临极大挑战。针对这些问题，美国政府采取了与通信业界共同进行严格设计和管理的办法，重点开发保护个人隐私的新技术、加密硬件和软件来加以应对。

随着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各种信息和娱乐产品都正在以文本、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录像、录音、多媒体等新形式出现并走向市场，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美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通过国内版权法和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严格执行来防止版权侵犯，从而保护知识产权的完整性，同时还探索了一系列补偿版权所有者的方法。

其四，大力协调国内外关系。

美国出台“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其目标绝非造福本国这般简单，而是旨在提供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服务，所以美国国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势必也要向着全球方向发展。为此，美国政府主要着手于三方面工作：

第一，为了开辟海外市场，美国政府愿为相关的美国公司出面协调，以保证这些公司拥有均等的机会向海外的潜在用户出口电信产品并提供服务；

第二，通过参加国际标准委员会等方式，尽可能地排除由于美国与外国标准不兼容而造成的贸易障碍；

第三，重新审查国际贸易条例和本国贸易条例，以解决外国对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问题，以及从美国向国外呼叫被索取过高费用的问题。

除了上述四点外，美国政府还特别注重高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克林顿时期的美国政府大力资助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研发活动，并积极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使得高校既能像以往那样从事基础研究，也能与企业合作开展应用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在人才引进方面，克林顿一再放宽国外优秀科技人才进入美国的限制，以此来强化对海外人才的吸引。

总结起来，政府搭台子，民间资本唱大戏，最大程度地激发企业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能动性，这便是“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主旋律。

四

影响：扭转美国国运的伟大变革

除此之外，克林顿政府还针对美国经济颓势出台了一揽子政策：

财政方面，针对共和党执政12年留下的巨额财政赤字，克林顿通过增加税收、减少支出等方式进行了“财政重建”；货币政策方面，克林顿政府实行灵活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速过快、有通胀危险时采取紧缩政策，而经济运行较为平稳时则采取宽松政策；外贸方面，制定了战略性出口产业政策，积极倡导公平的贸易原则，同时放宽国内的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本国企业兼并与横向资本联合，进而增强出口竞争力等等。

那么，包括“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在内的种种举措，究竟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首先，便是形成了“一高两低”并举的经济奇迹。

“一高两低”，即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在克林顿执政的八年里，美国经济实现了长期快速稳定地增长，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明显提升，实际年均增速高达3.88%，直到90年代末都没有出现衰退的征兆；消费物价指数几乎一直控制在3%以内，失业率则从1992年的7.4%降至1998年的4.2%，这种“一高两低”的局面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颇为少见，堪称是美国经济近30年的“黄金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美国政府的财政收支也从1992年创纪录的负债2903.2亿美元转变为2000年的盈余2362.4亿美元。

其次，劳动生产率稳步提升，产业升级步伐加快。

整个90年代不仅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也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作用下，信息基础设施日渐完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有研究表明，1996~2000年这五年里，美国劳动生产率逐年递增，年均增速为3.1%，到了2000年，这一数值攀升到4.2%。

与此同时，美国的产业升级步伐得以提速。一方面，信息产业本身就是技术和知识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驱动下，美国的信息产业迅速壮大，成为了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见下表），而与之相关的芯片、软件、电子设备以及网络技术、移动通讯技术、高清晰度电视技术、生物技术等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向社会各个领域的不断渗透，显著改进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与生产模式，深刻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最后，强化了美国的国际地位。

如前文所说，长期对军事的过度执着，曾一度让美国经济颓势显露，其国际地位更是受到德、日等国家的挑战，但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推行之后，美国经济一扫阴霾，重振雄风。除了各方面亮眼的增长数据外，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革命”，不仅顺应了全球化浪潮，还直接将美国和全世界从工业经济带入到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为后续的互联网大繁荣以及大数据、云计算、AI等新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发展的遥遥领先，又大大提升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将德、日等挑战者再度甩在身后的同时，重塑了美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而美国“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不客气地讲，这是一场足以扭转美国国运的伟大变革。

如果不考虑近两年高涨的民族情绪，而是客观冷静地看待美国的这段往事，我想每一个人都能从中得到收获。

五

结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眼下，当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正在与疫情鏖战之时，中国凭借强大的执行力率先冲出了疫情的包围，还正式拉开了以5G、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基建大幕，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全球形势错综复杂、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新技术即将迎来历史机遇……眼前这一切，都像极了当年。

而今，中国新基建最核心抓手的5G，无论是技术实力还是基站数量，都领先其他发达国家不止一个身位——更何况，中国还拥有极其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应用场景、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与日益增强的资本对接能力。

遥想当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改变了美国的国运；未来，中国“新基建”将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我想，你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参考文献：

1、《世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情报杂志，1995年；

2、《信息基础设施与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胡道元，1994年。

特别提示：

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互金一季报》，读者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后台回复“2020互金一季报”，一键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420万银行员工，端着褪色的“金饭碗”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首图来自壹图网。

“你还愿意去银行工作吗？”大多数人的回答仍是“yes”，却没有了兴奋感。

银行人在朋友圈转发点评“后浪”时，后浪们则在知乎上询问“毕业后还应不应该去银行？”

目前，仍有很多人挤破脑袋去银行，图个安稳；也有很多人千方百计“逃离”，为了理想。

这依旧是一份好工作，却不再承载激情和梦想。

褪色的金饭碗

这两年，不断有银行朋友向我吐槽，从毕业学校看，新员工一年不如一年，尤其是分支行。

十年前还不是这样。

记得2011年，我当时所在的银行组织了一次总分支联动的下基层运动，我被分配到山东某家支行，与支行客户经理共同工作3个月。同样的年纪，看着他们在拜访对公客户时侃侃而谈，事后又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客户的潜在风险点，让我敬佩不已，对比之下，自己每天在总行写各种通知、公文，真是不够看。

一年之后，当时我跟着的那位年轻客户经理已经是分管公司业务的副行长（网点）。那个时候，在网点工作无疑是充满诱惑力的，辛苦不假，心怀抱负的年轻人谁会怕苦呢？有发展空间才重要。

到了2016年，我已经离开银行，那位支行副行长某日找我诉苦，“最近辞职的同事很多，很多人留下这么一句话，这辈子都不会再做银行”。他感慨这些话让他压力很大，我劝说道这只是大家长期压抑下的情绪宣泄，不是在针对他。

就在那几年，银行基层职场环境明显“恶化”：一边是互联网金融机构蓬勃崛起，很多优秀员工主动离开；一边是经济下行后的不良爆发和对公业务急剧萎缩，上上下下所有压力传导至基层，收入不断下滑，压力越来越大。

其实，压力问题、不良问题甚至薪资问题，都还不是根本问题，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成长空间的急剧萎缩。

基层网点最难熬的那几年里，中小企业因相互担保批量倒下，对公业务基本只剩下催收，后来虽有恢复，但朝气不再；个人业务的重要性也被互联网消解，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很多有技术含量的业务环节上收，总行网络金融部、个人金融部、信用卡事业部越来越贴近一线，而网点距离核心用户越来越远，重要性下降，甚至不再能听得到“互联网”的炮声。

当基层慢慢被纯操作性工作填满，成长空间也被挤掉了，一些从业者开始自我调侃，“三四线城市谈不上金融，我们只是在做一些低端的低技术含量工作，说好听点叫金融。”

也是在那几年，社交媒体中关于银行基层员工“去能力化”的讨论热火朝天，银行几十年来积累的岗位光环，在这样的讨论中一点点消解，越来越多的员工灰心丧气，那些原本可以承受的压力，变得如山大。

曾经的金饭碗，褪色了。

更大的危机

远不止这些，更大的问题，正在袭来。

银行员工对收入的吐槽，更多地集中在纵向对比的增速下滑上（以2014年为界，前四年平均增速11.5%，后四年平均增速4.6%），在横向跨行业对比中，银行业仍是令人羡慕的高薪行业。

2018年，金融保险行业年均工资收入近13万元，略低于计算机相关行业，位居第二，相比其他行业，仍有明显优势。问题是，在接下来的5-10年，这种相对优势会加速褪色。

1、渠道褪色

产品销售提成，是银行一线员工绩效收入的重要来源。一直以来，银行是当之无愧的金融渠道之王，人们习惯于在网点购买一切金融产品——存款、贷款、基金、保险。

但随着金融业务线上化迁移，支付宝、、苏宁金融等综合金融平台一站式购齐，体验更好，正不可逆地侵蚀银行的渠道价值。同时，金融机构也在加速自建线上渠道，相比之下，网点渠道价值褪色，本是同根生，不得不相煎。

对银行一线员工来讲，这意味着网点的带货能力下降，“人在网点坐、客从外面来”的坐商销售模式愈发艰难，收入停滞甚至下滑的时代加速到来。

2016年-2019年，六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交、邮储）代理委托业务手续费收入从939亿元缩水至663亿元，是互联网时代银行渠道能力下降的佐证。以宇宙行工行为例，近五年，代理基金和代理保险销售额均呈下降趋势。

2、对公褪色

七八年前，对公客户经理是很多柜员职业发展的理想目标，收入高、空间大、压力也可承受。2012年以来，对公业务开始走下坡路。总行和省分行的重点大客户，还能抵御经济下行的影响；支行网点的对公客户加速分化，好用户不借钱、借钱的用户有风险，对公客户经理的日子难过起来。

对公辉煌时代，基层对公客户经理既能在银行内部拿高薪，信托机构、小贷公司等也敞开大门欢迎他们。随着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零售业务崛起，金融行业对公司业务人才的需求下降，银行内部“对公条线”的相对优势地位，也一去不返了。

以农商行、城商行为例，这两类机构均以对公业务为主，能很好地代表银行基层对公业务的变迁。近十年来，农商行、城商行的不良率持续攀升，高点分别达到4.29%和2.48%；同期，农商行的净息差低于3%，城商行的净息差约为2%，不良率高于净息差，表明贷款业务是亏钱的，基层对公神话的褪色可见一斑。

无论是渠道褪色还是对公褪色，都在“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地演变着。套用王兴那句名言，现在这个时点，既是过去十年中最坏的一年，也可能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逼仄的成长空间

所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行业的微小变迁，对员工的影响成倍放大。

银行基层网点的褪色，反映到员工层面，就是越来越多的抱怨吐槽、越来越多的无力感。个别人勇敢跳出来，多数人则变得“成熟”，失去朝气和活力。

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曾如此评价员工的“成熟”过程：

“年轻的知识工作者的职位涵盖范围太窄，不足以向他的能力挑战，其结果不是他自请离职，便是很快变成‘老油条”。我们常听到许多主管感慨地说：想不到满怀壮志的年轻人，会一个接一个消沉下去。其实这不怪别人，只能怪这些主管，是他们自己冻结了年轻人的热情，他们将职位设计得涵盖范围太窄了。”

看不到成长空间，年轻人进入银行后，很快变成“老油条”，并美其名曰“成熟”，从业者的这个“成熟”，对应到组织层面，就是活力的丧失，以及各种转型策略的执行难。

此时，很多银行力推执行力管理，却是南辕北辙。因为此时组织目标（利润、市场份额）的实现，并不能同步带来个人目标（成长空间、薪资增长等）的达成。员工缺乏热情和动力，执行力管理的结果是死气沉沉，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无法适应求变求新的市场环境。详细见《银行还是你大爷》一文。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银行通常希望找到“天才”来解决问题。但六十年前的德鲁克就已经告诫管理者此路不通：

“我们不能一味拔高能力的标准来期望管理者（这里的管理者，指的知识工作者，本文作者注）的绩效，更不能期望万能的天才来达成绩效。我们只有通过改进工作的手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力，而不应该寄望于人的能力突然提高。”

怎么改进工作手段呢？德鲁克给出的建议之一就是以“合作者”的方式管理雇员。合作者需要被说服，不再是机械地执行命令。所以，管理工作变成销售工作，“在销售的过程中，我们不会首先问‘我们想要什么’，而是会问‘对方想要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结果’”。

中国420万银行业员工，绝大多数都在基层。面对基层业务“褪色”的现状，不能在内部激励机制、绩效管理机制、员工发展机制等方面做出适应性改变，银行业的零售转型，就不可能成功。

向用户看齐

行业变迁给出的答卷，需要银行与员工共同完成。可以说，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相比，银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与员工共赢。

银行在机构层面着眼于内部变革与转型，员工则应着眼于职业技能的升级迭代。这种变革与升级，需围绕用户展开：用户在哪里，就去哪里找用户；用户有什么需求，就创新性地提供什么服务。

机构层面，主要围绕APP建设、场景合作、开放银行等手段获取用户；在员工层面，则需要结合零售用户社群化、圈层化的特点改变营销策略，习得新的技能。

这个时候，一味地埋头苦干很危险，因为在行业变革期，“把事情做对”固然重要，但只有“做对的事情”，才能跨过鸿沟，把握明天！

参考资料：

1、（美）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都在喊科技普惠，究竟谁才是银行业小微金融之王？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孙扬，首图来自壹图网。

我相信在群星之中有一颗星星，引领我的灵魂，穿过未知的黑暗。

小微企业，运行在社会经济生态的最末端，是最活跃，也是资金支持最薄弱的环节。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我国小微企业用仅占全社会实体经济贷款余额7.9%的资金（2020年3月末数据），承担了70%的社会新增就业和再就业，贡献了60%以上的GDP。

与此同时，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远高于商业银行总体不良率。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数据，2019年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率为1.86%，同期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为3.22%。

虽然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但是相比个人金融业务，小微企业可以让银行机构更靠近场景，为银行机构贡献更多非息差收入。非息差收入高，反映银行非贷款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强，能够提升银行抗风险能力。民生银行2019年小微金融业务收入中，接近40%的收入来自于为小微企业提供的清结算、财富管理等非息差业务，非息差收入贡献比例远超个人金融业务板块。

银行对于小微金融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小微金融能让银行机构下沉到场景中去，提升非息差收入比重；另一方面，小微金融高企的不良率让不少银行机构望而却步。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一

小微金融是银行业王冠上的明珠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20年3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5万亿元，同比增速25.93%。小微金融业务发展非常迅猛。

在银行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些银行已然杀出重围，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招商银行凭借“一卡通”、“一网通”、“掌上生活”和“闪电贷”等零售爆品加冕“零售之王”，兴业银行凭“银银平台”和“钱大掌柜”等同业爆品产品加冕“同业之王”。但是，一直以来，未能有银行能荣膺大家公认的“小微金融之王”。

小微金融和供应链金融不一样——供应链金融能够依托核心平台企业如苏宁、淘宝、永辉、美的等产业链，较好地控制贷款风险；小微金融大多数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产业链或者生态支撑，即便有，小微企业也多处于产业链的末端，核心平台企业信用很难覆盖到小微企业。

小微金融和消费金融也不一样——消费金融主要是受个人信用风险影响；小微金融更复杂一点，它既受企业经营者的个人信用风险影响，又要受到企业经营情况、企业所在行业风险的影响。

小微金融业务发展，未来一定是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纯粹做线下小微金融，规模做不大，效率也低，但是优点是通过现场调查和交流，银行对客户需求和风险理解得比较透彻。盲目迷信纯线上小微金融是误区，线上小微金融体验好、规模可以快速做大，但是没看过小微客户如何迎接每天的日升日落、如何处理企业锅碗瓢盆，你怎么能理解小微客户的需求，怎么能够精准预见到小微金融风险？

目前，能做好小微金融的银行不多，能一直做好小微金融的银行更是凤毛麟角。小微金融比拼的是对场景的穿透能力，比拼的是对行业数据的汇集和掌控能力，比拼的是对小微企业客户综合服务的能力，比拼的是和产业生态深度融合的能力。可以说，小微金融是金融演进的高级阶段，是银行业王冠上的明珠，是场景金融和金融科技完美融合的巅峰。

那么，谁能加冕银行业“小微金融之王”？

二

五家典型银行的小微金融战略解读

或许可以从各家银行的小微金融战略推测一二。

1、建设银行，强大的小微金融场景闭环能力。

建行2019年普惠金融贷款余额9631.55亿元，比2018年增加了近3000亿元，普惠金融客户数达132万户。在普惠金融贷款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建行2019年不良贷款率为1.42%，比2018年还降低了0.04% 。

普惠金融贷款增加，不良贷款率下降，原因是建行小微金融业务从贷款产品、非贷款金融服务能力到场景已经形成一个闭环、可以正向循环的生态。

建行的小微金融获客体系很清晰，有两个特点：一是带有实用的非贷款金融服务能力，可提升用户粘性；二是获客是开放的，有利于获得大量新增客户。建行通过面向小微企业、农民和民工的三大APP，“惠懂你”、“裕农通”和“建信开太平”，加速在垂直领域的深度、持续下沉，为小微金融客户生态提供高价值的金融和非金融服务。小微金融客户可以通过这三个APP，基本实现他想要的全部金融业务和大部分非金融业务。反过来，这三个APP可以为建行小微快贷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用于精准营销和风控。

建行小微快贷当前覆盖场景比较多：云税贷、信用贷、账户云贷、抵押快贷、裕农易贷和供销支农贷。建行小微快贷的优势主要有两个：一是建行线下服务人员很充裕；二是银行卡覆盖广，获取的账户结算和房贷数据是银行里面最有优势的。但是，小微快贷目前覆盖的场景还偏传统，对于新兴的垂直产业链覆盖的不够细。小微快贷如果有更细化的垂直行业解决方案，将有助于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帮助一线分行拓展产业链客户。

2、网商银行，从产业链和县级政府两个维度加速客群下沉。

网商银行主要做小微金融业务，2019年发放贷款和垫款达700亿，2019年末不良贷款率1.3%。网商银行设立了总行一级部门——小微及农村金融部，专营小微金融业务。网商银行小微金融围绕“网商贷”产品，主要有三个战略：打造场景化小微金融产品模式，深入融合政府数据和构建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平台。

“网商贷”有三种场景模式：数据化模式、“线上+线下”熟人模式和供应链产业金融模式。网商银行通过“凡星计划”打造了包含家居、码商、新汽车金融、新餐饮、快消商超、贸易、小微物流等11个产业链金融的服务方案，加强了对于垂直产业链的渗透。

网商银行2019年持续和各地政府开展“普惠金融+智慧县城”合作，获取政府在行政和公共服务过程中积累的小微和农户数据，为各地政府建立区域专属小微授信模型。截至目前，网商银行已经和350个县和13个地级市签约。

网商银行也打造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及资产管理平台，实现小微企业从上下游应收账款管理、保理融资与担保、资产证券化流转的全生命周期区块链化。网商的小微风控体系，已经覆盖电票在线贴现，农村小微和产业链。

上面所述三个战略是网商银行小微金融业务的核心发动机，最终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小微企业数据，加速小微金融和产业互联网融合，加速小微金融下沉到三四线市场。

3、宁波银行，四专模式的小微金融服务。

宁波银行，打造了团队、产品、政策和服务四专的小微金融服务模式，设立总行一级部门零售公司部专营小微金融业务。2019年末，宁波银行拥有29.42万户小微金融客户，授信客户数8.35万，小微贷款余额795亿。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银行从小微获得存款的能力很强，小微客户存款达到924亿。产品方面，宁波银行已经有纯线上申请的“快审快贷”产品，除此之外还有三年贷、税务贷、货易融等产品。

宁波银行认为纯线上模式并不能充分了解客户需求，他们会将大数据分析和客户经理的上门走访结合起来，并为客户提供融资、结算、国际结算有机结合的综合小微金融服务。

宁波银行对于小微金融客户的交叉营销、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十分突出。他们设置了1500人的专职小微金融队伍——零售公司部，通过242个网格精细化管理小微金融业务。零售公司部有小微金融团队专属的IT支持部，可以快速地响应业务的需求，这点相对其他银行有较大的优势。

4、常熟农商银行，小微金融专营银行，从线下到线上。

2019年常熟农商银行60%贷款投向小微企业，2019年不良贷款率0.96%，比2018年降低了0.03%。常熟农商银行2009年就成立了专营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小微金融总部，该总部目前有1500人，占2019年全行人数四分之一，是全行人数最多的部门。而且小微金融的科技、风险和职能部门全部包含在小微金融总部，是真正意义上的事业部。

常熟农商银行在小微金融业务上，依靠强大、垂直管理的线下小微金融客户经理队伍，打造了比较成熟的线下小微贷款产品。随着产业互联网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银行如果想要加速资产的发展，平台化获客是必须的。2019年，常熟农商银行开始对接生鲜供应链美菜网、航天信息等平台，开启平台化小微金融获客道路。

常熟农商银行小微贷款申请流程高度标准化和线上化，已经具备小程序、手机银行等7个线上申请渠道，避免客户经理自由裁量。为了避免线上信息对于客户画像的片面性，客户经理在线下经常拜访客户，结合线上大数据风控的分析数据，从线下了解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这样常熟农商银行可以从线上线下两个维度观察小微金融业务风险，避免单一维度的片面性。常熟银行在小微金融流程中较多的应用金融科技：生物识别、OCR用于移动贷款平台，蚁燕知识图谱用于识别担保圈，智能语音外呼用于贷后管理等。

常熟农商银行在线下小微金融已经耕耘了10年，线下市场开发已经相当充分，在小微企业非贷款金融服务、通过场景平台在线上批量获客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果小微金融资产规模想要得到进一步的增长，线上场景平台的对接是必经之路。但是线上场景平台大多是不见面服务，依赖于大数据做风控。然而，纯线上小微金融风控能力，常熟农商银行还需要时间来积累。

5、苏宁银行， “微商贷”的全流程小微金融科技

苏宁银行高度聚焦小微金融业务，通过开放银行平台，向各大合作场景平台输出小微金融拳头产品“微商贷”。苏宁银行将“微商贷”植入到场景中，客户可以在美团、狮桥、零售云等平台场景中完成开户、授信、提款、还款等基本操作，让“银行无处不在，但就是不在营业大厅”。苏宁银行微商贷对接的生态内外场景达几十个，如果用传统线下方式做风控和营销，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在打造微商贷产品初期，苏宁银行就专门打造了深度应用到微商贷，覆盖贷前、贷中和贷后全流程的小微金融科技解决方案，支持场景化、线上化、批量化的小微金融获客和风控。

在贷前环节，当“微商贷”对接场景平台流量时，“星象”客户画像系统就通过3000维度的机器学习模型自动为导流进来的每个客户实时打上了标签，为小微客户建立精准的画像，为后面针对性营销做准备。与此同时，基于生态内外数据，“苏宁微商分”为每个客户输出一个信用评估分数，用于后面的风险决策。CSI反欺诈引擎，会通过“设备、地址、身份、账户、行为、习惯”6个维度来识别进来的流量中的小微贷款中介、黑产机器、多头借贷人员等欺诈群体，并可以在100ms内采取措施。

在贷中环节，“天衡”小微金融风险审批模型体系，从行业、场景、企业经营主、企业经营、增信等五个维度，对客户进行风险审批和评额。“多普勒”小微企业风险预警系统，会从工商、司法、舆情等500个数据维度，使用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舆情分析等技术，实时监控小微企业的风险，实时向客户经理和风险部门发送预警信号。

在贷后环节，“捕逾”催收系统会基于催收失联修复模型、智能分案模型、概率推理等技术，自动化地生成对于不同类别逾期人员的差异化催收方案，通过“千寻”催收机器人和人工团队进行智能化的催收。

苏宁银行还有专门面向小微金融的可视化数据经营平台——“观星台”，在“观星台”上，小微客户的获客、授信、放款、流程一览无余，极大地提升了小微金融的业务经营和管理效率。

正是基于以上全流程小微金融科技，2019年，微商贷的授信通过率在一些场景上可以达到70%以上，2019年微商贷同比增长470%，与此同时资产质量也控制的很好，苏宁银行2019年不良率仅为0.88%。

苏宁银行也围绕供应链金融场景的小微金融，打造了区块链信用证、区块链福费廷、区块链+物联网动产质押、区块链风险联防联控和区块链应收账款等一系列区块链产品，助力加速小微金融业务流程、助力穿透小微金融资产底层的风险。

三

小微金融向何处去

纵观五家银行的小微金融战略，建行“小微快贷”强大场景闭环能力、网商银行“网商贷”客群下沉能力、宁波银行小微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常熟农商银行“小贷工厂”、苏宁银行“微商贷”的全流程小微金融科技能力都让人印象深刻。

数字化时代，小微金融生态演化速度加快，市场变化很快，今日的巨头可能是明日的黄花，今日的小银行也许可以成为未来整个小微金融生态的枢纽。正确的战略、果断的投入和持续的坚持是小微金融成功的要素。

小微金融天然就是融合在产业链生态中的，银行需要构筑不可或缺、差异化的产品价值和服务价值，要为小微金融生态贡献独特的价值，才能成为小微金融中的必需角色，否则你只是锦上添花、水中浮萍，只能通过利率来取胜。

小微金融未来的几个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1）小微金融和政府及产业生态的融合深化，小微金融平台化战略将深化；

（2）线上往线下走，线下往线上走，线上线下融合是小微金融的趋势；

（3）非贷款小微金融服务将兴起，成为提升小微企业粘性，获得小微数据的重要途径；

（4）小微金融将在全流程上和金融科技进行深度的融合。

群雄逐鹿时代，“小微金融之王”也许正在小荷才露尖尖角，也许正在埋头苦干经营生态，也许正在细心打磨产品，也许正在融合更多数据。但是，所有沾满泥土的工作，都是在积累“小微金融之王”的“王者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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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疯狂围剿华为，究竟是什么心态？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元，首图来自壹图网。

美国时间2020年5月15日，正值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一周年之际，美国商务部再次升级对华为的制裁，此次制裁升级，敌意明显，且精心设计，以下作详细解读。

一

美国制裁的逻辑

在解读制裁的逻辑前，先来看一下制裁的具体内容。美国商务部做了2条规定：

第一，华为及关联公司，比如海思半导体，在使用美国商务管制清单内的软件和技术产生的设计，将纳入管制。

第二，对于位处美国以外的芯片代工厂，但凡使用了被列为美国商务管制清单中的生产设备，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才能为华为及关联企业制造芯片，途径不但包括直接为华为生产，还包含出口、再出口，转运给华为。

美国商务部的声明中，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对去年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后的效果不满意，因此，此次制裁，专业性、针对性、攻击性明显增强。

具体的，美国的制裁分为2个方面：（1）针对芯片设计环节，限制华为使用美国软件技术；（2）针对芯片制造环节和流通渠道，限制全球代工企业为华为直接、间接生产芯片，这2个方面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和互补效果，下面逐一分析。

1、芯片设计环节

一款芯片产品，设计是第一步。现代芯片设计离不开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英文简称EDA软件。EDA软件对于芯片设计人员，就如笔墨对于书法家一样不可或缺，甚至更重要，因为EDA软件不只是在芯片设计阶段使用，在芯片生产制造阶段（专业术语叫流片）同样需要。然而，EDA软件几乎被美国全球垄断，3家美国公司掌握95%的市场，这就是美国在制裁中强调美国商务管制清单内的软件和技术，其实主要就是针对EDA软件。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去年美国将华为列为实体清单，美国EDA公司已经从华为撤出，不再为其提供软件更新和技术服务，也不再对华为出售新产品。这种情况下，华为只能继续使用授权尚未到期的EDA软件，而且EDA软件通常是在本地部署，即使到期也有某些方法继续使用（请自行脑补）。笔者认为，美国政府显然是了解到了这点，因此才在芯片制造环节再下杀招。

2、芯片制造环节

芯片制造环节，美国的布局更早更全面。此次制裁，破坏力更多来自于此。首先，芯片制造，通俗来讲，就是使用整机制造设备，使用EDA软件，按照芯片设计图纸，在硅晶圆片上激光刻出完整的芯片。美国此次要求全球的芯片制造厂，只要使用了美国设备，都需要申请许可才能为华为制造芯片，这么限制，其实就是在逼迫国际上（非美国）的芯片代工厂选边站队，大幅提高国际芯片代工厂，比如三星、台积电等的政策风险成本，逼迫他们知难而退。

其次，为了防止中国大陆芯片代工厂可以自行制造芯片，美国早在1996年就与日本、英国、荷兰等40个国家制定签署了《瓦森纳协定》，全称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利用此协定，美国可以对芯片光刻机的供应商荷兰ASML加以控制，使其不能对中国出口先进制程的光刻机，也就限制了华为选择中国大陆芯片代工厂制造芯片的可能。

综上所述，美国此次制裁是精心设计的组合拳。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仅制裁芯片制造环节，华为可以不自己制造芯片，选择只设计芯片然后出售设计方案给第3方；如果仅制裁芯片设计，华为依然可能以某种形式使用EDA软件进行规避。现在，美国出台制裁政策同时限制芯片设计和制造，而且限制芯片制造流通途径，破坏力是巨大的。

那么，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此时此刻，如此出手对付一家中国民营企业，是一种什么心态？是胜利者的心态吗？

笔者认为不是。相反，美国制裁华为的背后，透露着一股羡慕嫉妒恨。

二

美国制裁背后的无奈

我们先看看美国政府有没有产生羡慕心态的可能。众所周知，5G已明确被列入中国国内新基建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之一，华为作为5G技术标准的主要制定方，自然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先来看一组中国移动的集采数据。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华为成为中国移动集采最大赢家。5G新基建，中国的制度有先天优势，且已经复工复产，而美国目前依然陷在新冠病毒全球确诊第一的尴尬局面里，一时难以抽身。从新基建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有羡慕的成分的。

再来看看有没有嫉妒心态。半导体行业，有一个现象叫赢者通吃，同时还有一个现象是芯片产品单品价格越来越便宜，但是，芯片的研发投入资源是巨大的。实际上，整个半导体行业，无论是芯片制造还是芯片设计，正在从美国本土向欧洲、欧洲往亚洲迁移。这一点，笔者亲身经历，感同身受。

首先，芯片设计岗位数字化、自动化水平日益增高。而且正在向低成本的国家和区域迁移。举个例子，相同的芯片设计岗位，同一个水平的工程师，美国的收入是欧洲的近2倍，所以，在芯片行业，欧洲、英国地区已开始被称为“低成本劳动力”了。

其次，芯片测试，其行业成熟度远远高于软件行业，而且，衡量标准较为简单，行业术语叫做比特匹配（bit matching），但是，由于芯片是硬件，一旦出错，无法挽回，因此芯片公司会投入大量测试人力，确保无差错。因此，公司通常会将测试中心放在亚洲，以减少人力成本。

如果说更有性价比、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人力成本不足以让美国政府嫉妒的话，那么，半导体行业的年轻人流入情况想必会让他们嫉妒。下面看一组美国UC Berkeley大学电子工程专业与计算机专业的入学人数数据。

如上图所示，电子工程专业的入学人数在10年间基本无增长，而计算机专业的入学人数持续攀升。这虽然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情况，但是结合笔者的经历，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很有可能的。笔者以前就读的大学，也曾有类似情况，导致学习EE的本土学生进了课堂，感叹自己好像是留学生，而本土学生更多流向计算机专业。另一个侧面，笔者当年工作的团队，几乎没有年轻人，平均年龄45岁以上，而且都是小团队。笔者想，美国政府也会嫉妒中国半导体行业的人口红利吧。

最后说说恨心态。美国政府自从去年制裁华为以来，已经分别在去年5月、8月、11月、今年2月、今年3月宣布了5次延长华为临时许可，这一次在升级制裁的同时宣布了第6次延长120天的决定。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这样不停的延长临时许可，不是为方便华为的，而是华为与美国多家公司有商业利益，延期是为了照顾这些美国企业的利益。与此同时，华为2019年财报显示，华为公司实现全球销售收入85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1%，净利润为6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试一下换位思考：美国政府叫嚣打压华为1周年，无奈于其本国企业的利益，一直投鼠忌器，结果华为非但没衰退，反而利润增长了，美国政府能不恨吗？

综上，笔者觉得美国政府制裁华为背后透着一股浓浓的羡慕嫉妒恨心态。

三

结语

自从去年美国政府开始制裁中兴、华为以来，此次新的制裁升级，是意料之中的。中国已被美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加上2020年全球疫情的爆发，美国坐实“美国第一”，特朗普政府前期甩锅中国不成，现如今打压华为，透着满满的羡慕嫉妒恨心态。

此次制裁，手法固然凶狠，不过笔者觉得，该来的总会来，倒不如放弃幻想，忘掉拿来主义，“英雄自古磨难多，回头看，崎岖坎坷，向前看，永不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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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引你上钩，消费贷款开发了7种套路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首图来自壹图网。

消费金融是资本收割韭菜的镰刀吗？

随着网络上对“消费主义”的讨论越来越多，一部分人将“消费金融”这一促进消费的产品视为洪水猛兽，特别是当这些产品大面积地推向“后浪”们的时候，消费金融被扣上了“韭菜收割机”的帽子。

显然，这是一个用极端案例来论证得出的歪曲结论。

即便不提消费金融对于经济增长、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近年来互联网与消费金融的结合，也在极大地便利了个人的生活。以“信贷”为核心功能的消费金融产品，经过市场的考验和选择后，进化出了越来越多的功能。

这些功能是消费金融的基础，可以通过组合来形成不同的产品，以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商家形式各异的需求。

本文想要讨论的，也正是这些功能。

解构：消费金融的七种功能

首先明确一下消费金融产品的主体，从消费金融的放贷主体来看，参与主体包含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而产品又具体表现为现金贷、消费分期、虚拟信用卡等。

可以看到，不管消费金融的形式和运营主体如何变化，其产品核心的功能是一定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过是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的组合。因此，将市场中的消费金融产品按照功能进行拆分解构，能够更好的理解其本质。而将这些功能按需求重构，便是我们日常使用的不同种类的产品。

功能一，可称之为“消费贷”，形式上看是一种受托支付模式。顾名思义，这种功能是因消费而产生，表现形式是放贷主体将用户申请的贷款资金直接放款给商家，消费和贷款过程中，资金不经过消费者的账户。举例来说，消费者在某平台上购买手机，并申请消费金融产品，贷款方将资金直接打入商户的账户中，交易中资金流向清晰，用途明确。

功能二，预借现金（现金贷），与受托支付不同，现金贷支持消费者将所申请的贷款资金放款至自己的个人账户中。这些资金由消费者随意支配消费，虽然资金的用途和流向并不像受托支付那样明确，但这种预借现金的业务却极大的满足了临时的资金借贷需求，是所有机构都在重点发力的业务。

功能三，免息期。顾名思义，免收利息的时长，免息期是一个动态的区间概念，并非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天数，本月账单日到下个月还款日之间就是最长免息期。举个例子说，假设每个月的账单日是1日，每个月的还款日是25日，那么3月1日到31日之间的消费都会被记录到3月份账单上，并于4月25日还款，则免息期为25天到55天（3月31日当日消费的免息期为25天，3月1日当日消费的免息期为55天）。

功能四，非特定场景支付（账户支付功能）。在部分消费金融产品中，支付功能与信贷功能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受托支付，在完成借贷时，同时进行了贷款和购买商品的支付。但是部分产品（如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的现金贷）与支付的行为是分离的，通过现金贷、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等机构间的合作，可以赋予“信用支付”的功能，（也就是信用卡消费的功能）。

功能五，分期还款。一次性还款和分期还款的区别在于，分期适合于借款金额大、借款期限长的贷款消费，并且可以有效的减轻借款人的还款压力。同时，与分期十分相似的功能还有一个“最低还款额”的概念，虽然两者在计息方式、利率等方面差异很大，但本质上而言都是缓解用户的还款压力。

功能六，循环授信额度。这里指的是消费金融运营主体根据借款人的信用评估情况给予其一定授信额度，消费者可以在授信额度以内进行消费。相比于非循环授信，一次授信、额度内无限次消费是循环授信的最大优点。

功能七，积分体系。积分功能是增加用户黏性、提高用户使用率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消费金融的业务效率、提高客户满意度、增加消费金融产品的竞争力。随着消费金融市场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消费金融机构选择打造自身的积分体系。

当然，从功能解构的角度上看，消费金融或许不仅仅只有以上七种，金融机构也在开发更多新的玩法，如“会员制”。但通过以上功能的组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深入地理解市面上的消费金融产品。

重构：不同功能组合的消费金融产品

当消费场景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运营主体从银行增加到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时，消费金融产品也开始分化。

全功能固然好，但是对于机构而言，每一项功能的增加，都意味着成本的提升。成本的提升最后必然会转嫁到用户身上，进而会导致价格升高（通常体现为借贷利率的提升）。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不同机构在不同场景会推出差异化的产品，因为对应的客群和风险偏好不同。

当然，消费金融产品功能和价格（利率）并非是绝对的比例关系，在获客成本、资金成本、坏账成本等影响借贷利率的众多因素中，产品功能的多样性仅仅是其中一种。所以，作为用户，在选择消费贷产品时，千万不要以为产品功能少了，利率就会更低。

在讲清楚这样的逻辑后，将以上功能进行不同的组合，即是各机构的消费金融产品。为了便于区分和理解，我们同样以消费金融产品的运营主体，即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各自的典型产品进行说明。

在国内所有的消费金融产品中，商业银行的信用卡是最早出现的，也是功能最齐全的，可以说是“消费金融产品之祖”，所有其他的产品，都可以通过对信用卡功能的简化得到。

从功能演化的角度看，国内信用卡是以“受托支付+免息期+循环授信”（不包含早期的准贷记卡）为核心，逐步进行了功能的叠加，功能的变化也导致了信用卡主要收入来源的变化。现如今，分期还款（含最低还款）已经成为信用卡业务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而积分体系也成为信用卡获客和保持用户黏性最重要的方式。

但是，对于信用卡服务的群体而言，其所对应的是信用情况最好的客群。随着消费金融服务的下沉，众多中小银行、互联网巨头及产业巨头，都纷纷设立了消费金融公司。

功能上，消费金融公司的产品可以看成是信用卡的“青春版”。在初期以“消费贷+现金贷”的功能为核心，同时也是消费金融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随着消费金融市场的饱和，消费金融产品也在逐渐“信用卡化”，特别是与移动支付的结合，完成了消费贷款向信用支付的进化。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消费金融公司试水“会员制”，与信用卡的积分制类似，同样是对用户的精细化运营、进一步挖掘存量用户价值，增加用户黏性。

而对于信用卡的核心功能“免息期”，仅有部分消金公司通过“免息券”的方式实现变相的“免息”，并非是普遍及常规的产品功能。究其原因，消金公司在资金成本上要远高于信用卡，且收入来源也比信用卡更少，收入更加单一，难以承担用户的免息服务成本。

一般而言，由于监管和机构本身定位，信用卡和消费金融公司分别服务了消费信贷市场中信用情况较好的优质客群和次优客群。对于小贷公司，其定位服务的客群则进一步下沉。

功能上，小贷公司的产品和消金公司基本一致，但在各大互联网巨头的场景加持下，又有了很多不一样的玩法和特点。如通过与银行合作创新的“虚拟信用卡”，基本实现了银行信用卡除了“预借现金”外的其他功能，以有限额度的免息以及积分权益的“缩水”实现小贷公司产品的信用卡化。

相比于信用卡和消金公司，小贷公司在资金来源、杠杆比例等方面的限制更多，但也因此，其监管级别更低，业务创新空间更大。目前，小贷公司的产品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小额分散的信用支付，辅以免息期、积分制等来增加用户的使用频率，增加用户忠诚度；二是向大额借贷方向发展，满足用户短期的预借现金需求。

当然，以上这些也仅仅是各个消费金融运营主体的部分功能。在实践中，消费金融的功能和玩法远不止这些。如合作商户的折扣优惠、集储蓄和借贷合一的虚拟银行卡、消费的“公益捐”、关联某种游戏……这些都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了消费金融的边界。

也正是因为这些花样繁多的功能，极大的便利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由此，也可以解答本文开头的问题。

消费金融并非是“资本收割韭菜的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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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是时候抛弃“我是你大爷”心态了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首图来自壹图网。

过去十年，消费升级，零售崛起，有的银行大鹏展翅乘风起，有的银行只是喝了口汤。

2010-2019年间，有的银行年均利润增速超过25%，也有些银行不足5%，曾经你追我赶的小伙伴，天差地别。

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逆势而起的机构无一例外握住了用户增长的红利，被甩在后面的机构则陷入各种各样的问题——风控问题、资金问题、科技问题、人才问题。

用户增长，变成领先者的看家本领，也成为掉队者的阿喀琉斯之踵。差距因何而生呢？先容许我卖个关子。

“我是你大爷”

一百多年前，广告巨擘克劳德·霍普金斯在《科学的广告》中劝诫道：

“让别人冒着风险来买你的产品，人家肯定不愿意。主动冒着风险卖东西给别人，结果就很顺利。我跟别人做交易总是自己来担风险，我会仔细分析自己的提议，确保对方是最得利的那一方。”

对于上门推销员，霍普金斯强烈反对自吹自擂，强调要站在消费者的视角为其提供价值，他评价道，“如果你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无论说什么，人们都会抵抗到底的。”

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生态中，合作共赢本就是唯一正确的经营策略。但是，就国内银行业而言，长期过着“躺着赚钱”的舒服日子，广告都不必做（想一想多少银行都没有专门的市场营销部门），臭着脸都能把商品卖出去，自然体会不到“合作共赢”的意义。

比如说，十年前用户要办业务，只能去银行网点排队，一边抱怨体验差，一边不得不去，没得选——换一家也一样，何必折腾。

那个阶段，用户所有的不适、不爽都只能自己承担。银行骨子里并不重视用户体验，潜移默化之下形成一种“我是你大爷”的经营文化：无论是谁，都必须求着我，我的产品体验差，你要忍着；我的IT排期长，你要等着；我的利益要100%保障，合作方的利益我管不着，爱合作不合作。

“我是你大爷”当然不是一种健康的商业心态，是长期不充分竞争环境下的畸形产物，迟早要被丢入“故纸堆”。于是，当时代发生变化时，秉持“我是你大爷”心态的金融机构，批量陷入转型困境。

互联网金融崛起后，消费者有了选择权，体验不爽时可以卸载APP，越来越挑剔。而很多银行并未意识到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话语权正在转交给用户，仍然按照“我是你大爷”的经营理念，不咸不淡地推出几个宝宝理财产品，利率比活期存款高，但仅限新用户，与运营商“杀熟”如出一辙。

在“傲娇”的银行看来，自己都这么吐血让利了，用户总得感激涕零吧。但想象中的新用户“蜂拥而至”并未出现，老用户被“杀熟”，也都愤愤然离去，不再回头。

时代变了，用户话语权变了，而银行依旧躺在过去的虚幻地位中看待用户，当然会碰壁。用户一旦有了选择权，希望看到昔日高高在上的银行“大出血”，对“嗟来之食”似的些许优惠不感兴趣。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银行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中。

2016年，在与互联网流量平台的合作中，个别银行看到了甜头。赚钱效应下，越来越多的银行终于允许业务部门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但按照“我是你大爷”的经营理念，自己都放低姿态抛出橄榄枝了，互联网平台还不得闻讯赶来吗？但想象中的“踏破门槛”并未出现，互联网平台更喜欢与“姿态更低”的中小银行合作。

傲慢者，终究要为傲慢付出代价，这种傲慢，并非某个人、某个部门的傲慢，而是深入金融机构文化层面的自大心理。

时代变了，普通用户开始掌握话语权，互联网平台开始掌握话语权，这个时候，如霍普金斯所说，金融机构还凡事为自己着想，想着利益通吃，不能开放心态接受分润让利的现状，自然是愈发寸步难行了。

两看两相厌的银行与用户

从躺着赚钱到辛苦赚钱，姿势不同，文化、机制和流程的要求也不同。零售金融市场正从“垄断竞争”走向“充分竞争”，金融机构亟需调整经营理念和心态。

回过头来看过去十年金融机构之间的差距，那些实现逆袭的金融机构，都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我是你大爷”的经营理念，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开放共赢，所以能一飞冲天。

一直以来，金融机构都强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都要握在自己手里。线下经营时代，“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理念没有问题。但时代变了，新时代呼唤新的经营理念，那些仍固守“利益通吃”的机构，大多被时代大潮抛在了后面。

与谁共赢呢？首先是与用户共赢。与用户共赢的前提，是为用户提供价值。

我们看看金融机构的典型心理状态：用户需要什么价值呢？需要贷款的，视条件给予贷款；有存款理财需求的，大可以去买，我们也没拦着，还要提供什么价值？还能提供什么价值？那些不满足风控条件的借款人，总不能让我亏本去做吧？

我想，这大概是多数金融机构的心声。指责没赶上风口，是客观事实，还能忍气吞声；指责不能为用户提供价值，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问题是，这样远远不够啊。

想一想大消费行业的厂商，想想保洁、可口可乐、耐克、阿迪等公司，它们为用户做了什么，可不仅仅是生产了商品，用户来买就行了。从包装、口感、营销，到文化、情感、潮流，它们不只生产好产品，还在想方设法让用户注意到自己、爱上自己。

当行业竞争从卖方市场步入买方市场，作为卖方，要做的从来不仅仅是把产品生产出来这么简单。作为金融产品提供商，银行除了提供产品，还为用户做过什么呢？

事实上，银行也为客户付出很多，只是习惯区别对待——愿意满足“大客户”的各种要求，对普通用户习惯冷眼相待。后果是什么呢？如我在文章《很多年轻人，并不爱银行》中所说，银行戴着有色眼镜看用户，年轻人则带着嘲讽看银行。

相看两相厌，如何能共赢？

如果在心态上不重视用户，就更不会重视合作机构了。

银行可以不重视第三方合作机构，但分工在细化、第三方合作机构在崛起，趋势如此，不以银行意愿为转移，要么与之共舞，要么被它抛弃。

真正的共赢

最重要的共赢，是与员工共赢。

一如陈春花教授所观察到的：

“企业中忽略个体的现象比比皆是，组织订立很多制度，不断分解目标，强调效率和服从，但是没有考虑到个人是组织协作成功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为应对环境变革，很多金融机构开始抓执行力管理，潜台词是“经是好经，和尚念错了”，管理层的战略决策是对的，是员工不行，执行不力。

在很多管理学大师看来，管理者通常会犯一个错误，即把组织的投入产出等同于个人的投入产出之和。实际情况则是，组织关心的是成本和利润，而个人则关心薪资和个人价值实现，两者存在天然差异，并不能自动契合。

不能正视这种差异性，就会产生一种经营悖论——越是强调组织目标，越会忽视个人目标，导致组织目标也不可能达成。

比如一些银行以“压榨员工”闻名业内，短期内的确提高了效率和产出，却从根本上损害了创造性与可持续性，也损害了组织稳定性。员工频繁跳槽、流动性大，这种组织，力争中游还可勉力为之，追求优秀和卓越简直是做梦，且时间一长，矛盾集中爆发，很容易一夜回到解放前。

从契约关系看，员工应该卖力工作，但这种“工厂计件式”管理思维早被丢入历史的故纸堆，管理大师巴纳德曾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组织能否发挥效用，取决于组织本身能否带动形成组织成员一致性的行为。……如果注重个人只是企业的噱头，目的是为了刺激生产，激发士气，那么这只能以失败告终”。

很多人把“先看你为银行创造了什么价值，再要求银行为你提供发展平台”作为金科玉律，很多领导者更是拿这句话来谆谆教导年轻人。理性来看，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问题是，员工都是普通人，人往往是不理性的。

唯有重视员工个人目标，才能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很多优秀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能事先考虑员工个人的“投入产出”评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行为选择，一味盯着组织目标，就不可能成功。

现实则是，银行的员工激励机制仍远远不够，无论是物质激励还是个人价值实现，都缺乏实质突破——绩效工资形同虚设，前台部门略好，中后台仍是大锅饭，哪怕是内部被无限抬高的“金融科技部门”，也是大锅饭；经济激励有限，自我价值实现更难，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优秀的小伙伴因为在银行升职难且不透明而离开。

不能与员工共赢，就不能为员工搭建发挥自我价值的舞台。员工的个人潜力被封印，银行又如何能跟上这个快速迭代的时代？

所以，时代变了，你真的看到了吗？你真的改变了吗？

参考资料：

1、[美]克劳德·霍普金斯，《科学的广告》，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

2、陈春花，《我读管理经典》，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美股盛世危言：估值把业绩抛在身后，警惕下跌将至

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投资策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顾慧君，首图来自壹图网。

先来看三个数据。

下图1显示的是近一年来美股主要指数的涨跌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受新冠疫情影响，美股2月中旬之后显著回调，持续近一个月，之后快速反弹，纳斯达克指数几乎完全收复失地。

下图2显示的是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新增确诊病例数的5日移动平均线，从中可以看出，自3月中下旬以来美国新冠疫情一直处于一个很高的平台上，未见明显缓解。

下图3显示的是美国的失业率，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的失业率已近15%，是二战以来的最高。

综合图1、图2和图3，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疫情继续、百业萧条，但美股风景独好。但这种背离现象可以持续吗？

美股当前处于什么位置

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弹之后，美股当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从估值和业绩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首先来看美股的估值。

从下表1可以看出，纵向比，美股主要指数的估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在我们的统计区间内，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PE（TTM）历史分位已分别处于12.35%、17.3%以及39.15%的高位。

横向比，标普500与沪深300的PE比值已处于历史分位的90.4%，与恒生指数的PE比值已处于历史分位的94.87%。

截止5月8日，标普500指数股息率为2.07%，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为0.68%，两者收益率之差下跌为1.38%，高于2010年以来该指标+1倍标准差以上。

因此，美股无论是纵向和自己比，还是横向和港股、A股以及美国国债比，其估值均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

其次来看美股的业绩。

我们采用净利润（TTM）季度同比这个指标来衡量美股2020年一季度的业绩表现，数据汇总如图4所示。

从这幅图可以看出，虽然截止2020年3月末，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只有1个月，但已经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到时也必然会在上市公司的财报中反映出来，今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美国上市公司业绩大幅下滑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美国复工复产的进程

根据前文的分析，美股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估值和业绩之间的背离，美股未来的业绩表现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表现，宏观经济的表现又取决于能否在疫情仍处高位的情况下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面对高达14.7%的失业率和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即使新冠疫情仍在蔓延，美国政府还是不得不在4月16日推出名为“Opening Up America Again”的复工复产计划。该计划就开放应满足的条件、州政府的责任以及对个人/雇主的建议等进行了规范性的描述。该计划有两个特点，一是复工复产前置条件比较宽松，二是州政府很大的自主权。

美国是联邦制，各州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各州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对新冠疫情的态度有较大的差别。上述两个因素导致各州复工复产的进度有比较大的差异。我们梳理了美国各州对复工复产的相关规定，除了特拉华、哥伦比亚特区、北达科他、路易斯安娜、密歇根等少部分州，大部分州政府已经取消或者放松了居家令，迈入复工复产的第一阶段。

上述介绍的是美国联邦及州政府对复工复产政策上的变化，但允许复工复产到实际复工复产还有一段距离，当前美国实际复工复产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选取了一组指标来综合评估美国复工复产的进程。

首先来看消费。根据上图5的数据可以得出两个初步的结论：一是新冠疫情对消费者信心的冲击弱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可能的原因是次贷危机是美国经济和金融结构性问题的集中反应，对美国经济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而新冠疫情是一个典型的外生冲击，一旦新冠疫情稳定，经济会快速企稳，所以消费者的信心虽有下降但幅度小于2008年。二是4月份相对于3月份而言，消费者信心仍在下降，结合更高频的周度指标——ABC News消费者信心综合指数，截止到5月3日，美国的消费者信心仍没有止跌企稳的迹象。

如果在复工复产之后疫情再次大规模发生，人们对疫情冲击经济的深度的判断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者信心指数跌破2008年的最低值也不无可能。

其次来看投资。从下图6可以发现，Sentix中的投资核心预期指数有止跌企稳的迹象，根据以往经验，预期转好往往预示着后续的实际投资会增加。

第三是美国的PMI数据。从图7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新冠疫情冲击下PMI的表现强于2008年次贷危机，背后还是因为PMI的被访人认为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幅度深但持续时间短；二是截止4月底，PMI及PMI的各个分项指标未有好转。

最后看一个综合性的指标——ECRI领先指标。基于下图8可以看出，ECRI已经触底反弹。

除了上述指标外，粗钢产量、卡车运货量、电力生产以及TSA旅行者人数均触底并微弱反弹。

综合起来看，美国已启动复工复产，但这种复工复产仍属于试探性、边走边看的状态。这也就决定了美国的经济不可能V型反弹，U型或者W型的反弹概率更高。

美股的估值已经远远把业绩抛在了身后，市场之所以给予这么高的估值，一是因为货币宽松，资本市场的水位高了，水涨则船高；二是市场普遍预期美国经济会较快地从新冠疫情中走出来，但基于本文对美国复工复产情况的分析，美国经济反弹大概率是U型或者W型反弹，上市公司业绩的快速回弹并不现实，当上市公司发布冷冰冰的二季报、三季报时，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股市下跌的现实。

特别提示：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互金一季报》《男性消费报告》，读者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后台分别回复“2020互金一季报”、“男性消费”，一键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