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超募资金统一纳入投资者赔偿基金管理

　　新股超募，这是A股市场的一个大毒瘤。它不仅造成股市资源的浪费，而且也增加了股票的投资风险。尤其是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新股超募还加剧了股市的失血，动摇着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所以限制新股超募，是市场需要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

　　如何有效地限制新股超募？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上升到严禁“圈钱”的高度上来。在吴清出任证监会主席后，就明确表示：企业IPO上市绝不能以“圈钱”为目的，随后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试行)》也明确表示，严禁以“圈钱”为目的盲目谋求上市、过度融资。而新股超募就是一种“多吃多占”行为，因此也属于“圈钱”的范畴，所以也应予以严格禁止。

　　实际上，正是在吴清主席及证监会大力强调要严审IPO、严禁企业IPO“圈钱”的大背景下，新股发行中的超募现象较好地得到了控制，金额较大的超募基本上被杜绝。但还是有金额较小的超募出现，比如，超募几千万元或一、二个亿，与过去十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超募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在证监会严审IPO、严禁企业IPO“圈钱”的大背景下，发行人要大规模超募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超募金额很大的话，那就是严重的“圈钱”行为，这显然是会受到监管的，哪怕是新股发行了，也应该会被叫停上市。所以，未来投资者看到更多的，会是一些小额的超募，比如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或一、两个亿，三、五个亿。

　　对于这些超募金额不是很大的新股超募如何监管？比如超募金额没有超过计划募资金额，或没有超过募资计划的50%，因为是新股询价发行，出现少量的超募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现实也是需要要予以正视的，不能因为出现超募现象就叫停IPO上市。

　　但对于超募资金的出现也不能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不论超募资金是多是少，甚至也包括之前一些上市公司在发股时所产生的超募资金，都应纳入到统一监管的范畴，规范运作。

　　第一步，由发行人开设独立的超募资金账户，将超募资金存入超募资金账户，实行专户管理，且超募资金存入超募资金专户后，资金应予以冻结，发行人不得随意使用，也无权使用。具体如何使用，何时才能运用，等待监管部门专项通知。

　　第二步，监管部门应尽快在投资者保护基金名下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用于赔偿投资者损失。投资者赔偿基金来源，一部分来自于国家财政部门的拨款，一部分来自于证券市场本身。后者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各类参与市场的机构每年缴纳的费用，违法违规罚没款，各类融资计提、首发前原始股东持股减持计提以及股票发行时产生的超募。如此一来，在投资者赔偿基金设立的情况下，可将发行人冻结在超募专户里的超募资金统一划转给投资者赔偿基金专户，由投资者赔偿基金管理人统一管理。

　　由于超募资金最终统一划拨给了投资者赔偿基金，所以对于发行人来说，超募资金就不是发行人的利益，也只是为投资者赔偿基金作了嫁衣，如此一来，发行人也就不能“多吃多占”了，因此也就失去了追求超募资金的冲动，同时也失去了追求“三高”发行的冲动，新股超募现象会因此大幅减少，新股发行也有望因此而回归理性。

皮海洲：北交所不能让“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标准形同虚设

　　由于北交所相对较低的门槛设置，以致不少在A股市场折戟的IPO公司纷纷选择赴北交所IPO。不过，北交所并不能直接接受这些IPO公司申请上市。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的规定，在北交所申请公开发行并上市，需要满足的条件之一就是“发行人为在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

　　这个条件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在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12个月；二是还必须是“创新层挂牌公司”。设置这样的条件，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北交所与沪深交易所争夺上市资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全国股转系统的支持，尤其是对创新层挂牌公司的支持，增强全国股转系统的吸引力，推动全国股转系统的向前发展。因此，设置“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标准可谓是用心良苦。

　　不过，从北交所的实际操作来看，“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标准有形同虚设的嫌疑。以今年6月28日被北交所受理的昆仑联通为例，这是一家于今年3月1日从沪市主板主动撤回IPO申请的公司，该公司2023年6月29日申请沪市主板IPO获受理，同年7月25日获问询，但随后的IPO审核进程一直没有进展，直到今年3月1日主动撤单。然而，仅仅时隔3个多月，2024年6月28日昆仑联通转战北交所IPO再获受理。这意味着昆仑联通在一年内完成了两次IPO申报。

　　不少投资者因此大为困惑：在北交所发行上市不是有“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限制性条件吗？怎么昆仑联通在沪市主板撤单仅3个月，其IPO申请就获得北交所受理了呢？原来这里面是另有乾坤的。

　　这个乾坤就是，“连续挂牌满12个月”指的并不是截至北交所受理时的挂牌时间，而是指截至北交所上市委审议时的时间。即昆仑联通在全国股转系统正式挂牌，到其股票在北交所上会之时，挂牌时间满足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要求就可以了。如此一来，所谓“在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标准就只是一个“虚招”了。

　　为了满足这个“虚招”的需要，昆仑联通于今年6月20日正式挂牌新三板，也即全国股转系统。根据“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要求，该公司在北交所的上会时间不早于明年6月20日即可。而昆仑联通又是今年6月28日被北交所受理的，再经过问询与等待，到明年6月20日如果能够上会，也就是比较正常的审核节奏了。如此一来，昆仑联通也就是新三板挂牌与IPO审核进程两不误，在IPO问询与等待的过程中，昆仑联通也实现了在新三板“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要求。

　　只是这种“在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标准，对于昆仑联通的IPO审核来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有这一标准与没有这一标准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不是形同虚设又是什么呢？设置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标准，还不如不要。而既然要设置“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标准，那就应该要将其落到实处。让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司老老实实地在新三板挂牌交易12个月，然后停牌，提出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这才是对新三板发展的真正支持。

　　所以为了不让“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标准形同虚设，其“在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12个月”标准的计算口径不应该是股票在新三板挂牌之日到公司股票上会之日(也即“交易所上市委审议之日”)，而应该是股票在新三板挂牌之日到公司股票IPO申请被交易所受理之日。前者或许可以加快IPO公司的进程，但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非常有限，后者才是对新三板市场发展的真正支持，同时也有利于对IPO公司的质量把关。

皮海洲：《规定》征求意见稿对中介机构的处罚力度应与《证券法》保持一致

　　作为证券市场的“看门人”，中介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重视。为此，司法部会同财政部、证监会近日起草了《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聚焦中介机构服务中的相关收费问题，加强监管，增强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对不同中介机构提出特定的监管要求，明确中介机构、发行人、地方人民政府的相关禁止性规定和处罚措施。

　　从《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来看，提出的一些要求与措施都是非常正常的。比如，规定中介机构不得以参与实施财务造假、欺诈发行、违规信息披露等形式，帮助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规定证券公司从事保荐业务，可以按照工作进度分阶段收取服务费用，但是收费与否或者收费多少不得以股票公开发行上市结果作为条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得以股票公开发行上市结果为条件，给予发行人或者中介机构奖励等，这些要求都是非常正确的。

　　而且这些要求原本也是证券市场的主管部门证监会的要求，但《规定》征求意见稿由司法部牵头，会同财政部、证监会联合起草，这也使得《规定》由部门章规上升到了国家级别的章规，从而使得《规定》更受重视。这也是对中介机构监管的一种升级。既突出了中介机构的重要性，也体现了我国政府部门对中介机构监管的重视。如此一来，对中介机构的监管，也就更加理直气壮，更加有所依仗。

　　因此，《规定》对于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尤为重要。不过，作为征求意见稿，《规定》确有需要予以完善的地方，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中介机构的处罚力度上与《证券法》没有保持一致。

　　比如，《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有关法律没有规定的，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财政、司法行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规定》的上述处罚标准与《证券法》的处罚标准显然是有区别的。如《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保荐人出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保荐书，或者不履行其他法定职责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业务收入，并处以业务收入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业务收入或者业务收入不足一百万元的，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暂停或者撤销保荐业务许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比上述两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这个标准基本上是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较低情形的处罚，《规定》与《证券法》的规定显然是不一样的，而且《规定》的处罚明显弱于《证券法》。如《规定》的处罚是处以1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而《证券法》的处罚标准是100万以上1000万以下。

　　同时在对责任人员的处罚上，《规定》也大幅低于《证券法》。《规定》的处罚标准是“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而《证券法》的处罚标准是“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正因为存在上述诸多不同，这就很容易在实际执法的过程中，在对中介机构进行处罚的时候，出现执法力度的不一致。特别是在按照《规定》进行处罚时，重罚也只是《证券法》标准里的从轻处罚。因此，为严格落实“严监管”的要求，保证执法标准的一致性，《规定》的处罚标准必须与《证券法》的标准保持统一。毕竟《证券法》是资本市场的根本大法，整个资本市场的其他章规都必须与《证券法》的规定保持统一，包括《规定》也不例外。

皮海洲：辞职不是上市公司高管可以逃避增持义务的借口

　　对于朱继敏未完成增持计划这件事情，绝对不能不了了之。

　　8月8日晚，狮头股份发布《关于公司原董事、总裁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增持结果的公告》称，截至 2024 年8月7日，公司原董事、总裁朱继敏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朱继敏增持未能达到原定增持计划的金额下限，本次增持计划未完成。

　　朱继敏承诺增持是半年前的事情。2024 年2月7日晚，狮头股份发布《关于公司董事、总裁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称，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董事、总裁朱继敏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 万元(含)，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该公告明确规定，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为增持主体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然而，6个月的增持期限过去了，最终的增持结果是，朱继敏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65%，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55，660 元，只完成增持计划下限的27.8%。

　　对于朱继敏未完成增持计划的原因，公告归结为“因个人资金有限等原因”。公告还特别作出说明称，朱继敏已于 2024 年6月 14 日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其言外之意，朱继敏未完成增持计划情有可原，毕竟当事人已经辞职了，不再是公司的总裁了。

　　其实，对于朱继敏的增持计划投资者原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因为这个增持计划原本就是一场“增持秀”而已，没有人会把这场“增持秀”当一回事。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仅仅只是拟增持20万元到40万元的股份，这个出手只是跟一个小散户差不多，还有谁会对这样的“增持秀”另眼高看？更没有人真的相信这样的“增持秀”能推动公司股价上涨，能提振市场信心。这样的“增持秀”就当成是当事人的“自娱自乐”罢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样的“增持秀”作为当事人的朱继敏也都懒得“秀”下去了，最终只是动用了55，660 元的资金，增持了15，000股狮头股份股票就不玩下去了。其出手之做派确实跟一个小散户没有什么两样。这真的是因为个人资金有限的原因吗？堂堂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会连20万元的资金都拿不出来吗？会有人相信这个说辞吗？这种说法真的是在胡弄投资者的智商。

　　至于朱继敏已于今年6月14日辞去了总裁职务，这更不是其可以逃避增持责任的借口。尽管朱继敏的增持计划只是一场“增持秀”，但既然已经公开作出了增持的承诺，那就必须完成增持计划，哪怕朱继敏不再是公司的总裁，也需要将增持继续下去，直到完成增持计划。这是朱继敏作为一个自然人的人品与诚信所在。朱继敏可以不是总裁，但却不能没有诚信，更何况朱继敏的增持计划也是其本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哪怕其承担的只是很小很小的责任，但也必须尽责到底。

　　所以，对于朱继敏未完成增持计划这件事情，绝对不能不了了之。作为监管部门有必要介入进来，对此事作出处理。一方面要责令朱继敏改正错误，继续完成增持承诺；另一方面要对当事人给予警示或公开谴责。此外，如果当事人拒不改正，可对其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并宣布其不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职务。总之，要通过惩处来督促当事人履行增持承诺，完成增持计划，让当事人知晓“言出必行”的道理，不能因为“恶小”而姑息纵容之。

皮海洲：提振投资者信心一周年 股市为何还是低迷？

　　7月24日是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一周年的日子。在一年前的会议上，会议指出要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会议明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

　　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决定显然是非常正确的。就“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说，确实是找准了发力方向。毕竟对于如今的中国经济来说，在房地产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提振股市，让广大投资者获利，从而刺激国内经济发展，这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但遗憾的是，的正确决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一年前的7月24日，上证指数报收3164点，沪市日成交金额2601亿元；深成指报收10747点，深市日成交金额3988亿元，沪深两市合计日成交金额为6589亿元。而一年之后的今天，也即7月24日，上证指数报收2901点，日成交金额2887亿元；深成指报收8493点，日成交金额3386亿元，沪深两市合计日成交金额6273亿元。

　　对比这一年前后的变化，两市成交金额并没有有效放大，甚至还有所萎缩，指数反倒是下跌了很多。其中，上证指数下跌263点，跌幅8.31%；深成指下跌2254点，跌幅20.97%。由于上证指数更多受到两桶油、六大银行等权重股护盘的影响，因此，深成指的跌幅更加接近于真实。

　　如此一来，这就意味着提出“提振投资者信心”以来，这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股市指数不仅没有上涨，反而还下跌了，其中深成指的跌幅超过20%，上证指数的跌幅为8.31%，而股市的成交也没有活跃，仍然还处于低迷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一年来，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仅今年上半年，包括证监会、交易所以及其他资本市场监管参与主体等在内，今年已先后推出70多项制度规则，突出强本强基、严监严管，全力以赴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改革主线，进一步增强制度机制的适应性、有效性、可预期性。尤其是随着新“国九条”的发布，进一步引导明确了证监系统制度设计的方向，在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制度框架下，建立起“1+N”资本市场政策体系，其中新“国九条”出台以来，仅证监会就已先后推出50多项制度规则。

　　那么，在付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股市为何还是低迷依旧呢？尤其是投资者信心甚至比一年前更加缺失呢？究其原因在于并没有抓到问题的要害，或者说看对了病，但却开错了处方，或者说开出的药方，药剂量太轻，并不能有效救治重病中的A股市场。具体表现至少有这样几点。

　　一是该叫停的并没有叫停。虽然在市场的千呼万唤下，从7月11日起暂停了转融券业务，但实际上一些该叫停的举措都还没有叫停。比如，量化交易、融券，同时股指期货也要予以限制；又比如，新股发行，在股市低迷的市况下，以及指数跌破3000点的情况下，必须予以叫停。再比如重要股东减持，在市场低迷或指数跌破3000点的情况下，也必须叫停。还有上市公司再融资，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一些大额的再融资也必须叫停。这些都是导致市场失血或影响投资者信心的因素，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都必须予以排除。

　　二是该完善的制度都还没有完善，或者说，一些重要制度的完善还没有抓住要害。比如，新股发行制度，这是今年抓的一个重点，但却没有抓到要害之处。一方面是三高发行还没有杜绝；另一方面IPO公司一边分红一边补流的情况仍然还在发生，严禁“圈钱”并没有有效落到；更重要的是IPO公司的质量仍然没有保证，业绩变脸公司仍然还在上市或走在上市的路上。当然，更重要的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始终都在回避，这个问题不解决，股市始终都是大股东的提款机。

　　这又涉及到了股东减持问题。这个问题也是近年来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也确实出台了一些措施，但还是没有抓住重点。比如控股股东及大股东等原始股东持股比例太高，导致解禁的限售股源源不断；又比如监管的重点是控股股东，但对其他重要股东的减持监管并不严厉。再比如，控股股东清仓式减持后，无人对公司事务承担责任问题，这些都应该是股东减持制度应该解决但却没有解决的。

　　还有投资者保护制度，这是说得多，但制度完善得还不够，落实得更加不够的一项制度。最明显的是，上市公司退市，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护的问题。如广汇汽车退市，投资者的利益明显受到损害，但投资者却无处索赔，投资者保护制度形同虚设。

　　三是该出手却没有出手。这一点最明显表现在平准基金组建的问题上。在提振投资者信心、活跃资本市场方面，一个非常有效的举措就是平准基金的入市。但A股市场一直没有这个有力的武器。在这个问题上，把希望寄托在汇金增持ETF上，但汇金的增持不仅金额有限，而且增持ETF只能起到维护指数稳定，减少指数波动的作用，并不能带动最大多数的非权重股走强，因此并不能改变股市的亏钱效应，进而无法提振投资者信心，起不到活跃市场的效果，相反还会让投资者对市场更加失望。因此，汇金增持不能代替平准基金的组建与入市，组建平准基金是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叫停转融券是来之不易的利好

　　证监会叫停转融券对于目前的股市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利好，对于当下的股市有一定的提振作用，但这种提振作用总体上还是相对有限的，不足以推动股市行情的持续向好，更难以让股市出现牛市行情。A股市场要告别低迷不振的局面，还有待作出更多努力，释放出更多实质性的利好出来。
　　7月10日晚间，经历了市场人士与中小投资者的千呼万唤之后，转融券业务终于叫停了。当日晚间，证监会宣布依法批准中证金融公司暂停转融券业务的申请，自2024年7月11日起实施。存量转融券合约可以展期，但不得晚于9月30日了结。
　　与此同时，证监会还批准证券交易所将融券保证金比例由不得低于80%上调至100%，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融券的保证金比例由不得低于100%上调至120%，自2024年7月22日起实施。
　　证监会叫停转融券业务很有必要，同时也是顺应市场呼声之举。虽然转融券本身只是一个工具，但它更是一个做空的工具。尤其是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这个做空工具对市场有着较大的杀伤力。因此，这个工具的存在是不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的。
　　并且这个工具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毕竟在现实中，能够参与转融券的基本上都是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基本上难以参与。而且让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以及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加入转融券成为市场做空的力量，这本身也是有违职业操守的，是对投资者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正因如此，转融券一时成了市场各方热议的焦点。
　　证监会此次叫停转融券，对于市场来说实属来之不易。毕竟转融券的受益者是中证金融公司，是券商及其他机构投资者。从中证金融公司的股东来看，其股东单位有：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证监会与这些股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些联系的存在，甚至有人断言，转融券不可能叫停。
　　所以，证监会叫停转融券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利好，是对市场空头的一次打击，让股市空头少了一个做空的工具。此举对于提振投资者信心具有积极意义。
　　不过，从证监会叫停转融券对市场的影响来看，其利好作用相对有限，并不会让A股市场从此转势，甚至步入牛市。毕竟目前A股市场的做空工具有很多，转融券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具而已。市场上的做空工具还有融券、量化交易、股指期货等，这些工具依然存在，它们仍然还是股市空头的“法宝”。
　　不仅如此，目前很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大股东、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他们是市场上的重要空头力量。这些股东一直在减持股票，导致股市进一步失血，股市的资金因此进一步流失，市场做多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投资者的信心也因此发生动摇。
　　对于当下的股市来说，市场资金短缺是一个现实问题。依靠市场上的存量资金很难推动行情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维持行情的持续发展。所以，要推动股市行情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大量场外资金的加入。仅靠汇金等“国家”队来增持股票，购买ETF基金这种做法是不足以推动行情持续发展的。
　　所以，尽管证监会叫停转融券对于目前的股市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利好，对于当下的股市有一定的提振作用，但这种提振作用总体上还是相对有限的，不足以推动股市行情的持续向好，更难以让股市出现牛市行情。A股市场要告别低迷不振的局面，还有待作出更多努力，释放出更多实质性的利好出来。

叫停转融券提振作用有限，量化、股指期货等做空工具仍是股市空头的法宝

证监会叫停转融券，这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是顺应市场呼声之举。

千呼万唤始出来，7月10日晚，在经历了市场人士与投资者的千呼万唤之后，转融券业务终于叫停了。当晚，证监会宣布依法批准中证金融公司暂停转融券业务的申请，自2024年7月11日起实施。存量转融券合约可以展期，但不得晚于9月30日了结。

与此同时，证监会还批准证券交易所将融券保证金比例由不得低于80%上调至100%，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融券的保证金比例由不得低于100%上调至120%，自2024年7月22日起实施。

证监会叫停转融券，这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是顺应市场呼声之举。虽然转融券本身只是一个工具，但它更是一个做空的工具，尤其是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这个做空工具对市场有着较大的杀伤力。因此，这个工具的存在，是不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的。

并且这个工具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毕竟在现实中，能够参与转融券的，基本上都是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基本上难以参与。而且让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以及投资基金、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加入转融券成为市场做空的力量，这本身也是有违职业操守的，是对投资者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正因如此，转融券一时成了市场上的千夫所指。

不过，证监会此次叫停转融券，这对于市场来说实属来之不易。毕竟转融券的受益者是中证金，是券商及其机构投资者。虽然转融券对于中小投资者不公平，但其受益方都是证监会所依仗的对象，甚至证监会本身也是转融券的受益者。从中证金的股东来看，其股东单位有：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证监会与这些股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证监会甚至还是其中某些股东的股东。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些关系的存在，甚至有人断言，转融券不可能叫停。因此，证监会这次叫停转融券实属不易。

所以，证监会叫停转融券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利好，是对市场空头的一次打击，让股市空头少了一个做空的工具。此举对于提振投资者信心是有积极意义的。

不过，从证监会叫停转融券对市场的影响来看，其利好作用还是相对有限的。并不会让A股市场从此转势，甚至步入牛市。毕竟目前A股市场的做空工具有很多，转融券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具而已。市场上的做空工具还有融券、量化交易、股指期货等，这些工具依然还存在，它们仍然还是股市空头的法宝。

不仅如此，目前很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大股东、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他们是市场上的重要空头力量。这些股东一直在减持股票，导致股市进一步失血，股市的资金因此进一步流失，市场做多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投资者的信心也因此发生动摇。

而且对于当下的股市来说，市场资金的短缺是一个现实问题。依靠市场上的存量资金是很难推动行情的全面发展的，更难以维持行情的持续发展。所以，要推动股市行情的发展，还需要大量场外资金的加盟。仅靠汇金等国家队来增持股票，购买ETF基金这种做法是不足以推动行情的持续发展的。

所以，尽管证监会叫停转融券对于目前的股市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利好，对于当下的股市有一定的提振作用，但这种提振作用总体上还是相对有限的，不足以推动股市行情的持续向好，更难以让股市出现牛市行情。A股市场要告别前期不振的局面，还有待作出更多的努力，释放出更多实质性的利好出来。

统一执法尺度 打击证券违法行为

　　从中国股市的发展现状来看，要尽量减少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要更多地选择从严执法、从重处罚。毕竟中国股市涉及数以亿计投资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绝对不能纵容违法犯罪、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最近，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裁量基本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裁量基本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进一步规范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裁量，统一执法尺度，增强裁量公开性，实现裁量公正。
　　证监会制定《裁量基本规则》当然并非无的放矢。一方面是为了贯彻落实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精神，该《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统一执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执法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规范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裁量、统一执法尺度的需要，毕竟在过去的执法过程中，的确存在执法尺度不统一的现象。
　　比如，在投资者非常关注的大股东及重要股东违规减持的问题上，执法尺度不统一的现象较为常见。少数违规减持案件遭到了重罚。比如，去年9月，我乐家居大股东违规减持1.07亿元，结果遭到了近5000万元的处罚。但更多的则是责令整改，让违规减持股东购回违规减持股份。甚至有的股东违规减持，处罚只是停留在上市公司层面，股东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即不了了之。正是基于执法尺度的不统一，因此，证监会制定《裁量基本规则》很有必要。
　　那么，如何规范行政处罚裁量，统一执法尺度呢？这首先需要从法律法规层面统一处罚的标准，尤其是要从立法的层面统一处罚标准。如果立法层面都不统一，这就很难在执法层面上达成统一。实际上，目前涉及资本市场的一些立法，如证券法、公司法、基金法、刑法等，在有关处罚问题上的标准本身就不统一，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比如对待基金“老鼠仓”，根据基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而依据证券法对内幕交易的查处，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的，处以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在对待同一问题上，基金法与证券法的标准明显是有差异的，这必然导致执法标准不统一。所以，这个问题必须从立法层面加以解决。
　　在立法层面的处罚标准达成统一的前提下，需要统一的就是各项规章制度。而《裁量基本规则》本身也属于规章制度范畴。比如，《裁量基本规则》规定，行政处罚裁量分为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等裁量阶次。同时，裁量基本规则对不同裁量阶次的含义和划分方式作出明确，并分别规定不同裁量阶次的适用情形。当事人同时具有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情节的，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后进行处罚。《裁量基本规则》的这些规定，显然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
　　从中国股市的发展现状来看，要尽量减少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要更多地选择从严执法、从重处罚。毕竟中国股市涉及数以亿计投资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绝对不能纵容违法犯罪、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因此，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必须统一到从严执法、从重处罚的轨道上来。只有能够从重处罚的，才能从轻处罚，绝不能让违法犯罪、违法违规者逍遥法外。
　　当然，这里的从重处罚不限于行政处罚，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处罚。比如在行政处罚的同时，违法违规者构成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则应赔偿投资者的损失。如果涉及维权索赔的，应统一采取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方式维权。而且，对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同样要坚持从严追责、从重处罚的原则。

转融券，叫停比加强监管更重要

　　近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再次就融券与转融券有关情况答记者问。针对有关自媒体曝出“转融通疯狂报复，难怪市场持续下跌，转融通(6月12日)一天新增近1.7亿股”传闻，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用数据说话，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6月12日转融券出借数量有所增加，主要是由于指数成分股半年度调整导致转融券“还旧借新”，即收回被调出成分股等存量出借股份，同时出借新纳入的成分股等。自媒体引用个别交易日新增出借数据，忽略了存量收回、余额减少的情况。从数据来看，6月11日(周二)、6月12日(周三)新增出借2.8亿股、1.7亿股，同时收回8.6亿股、0.5亿股，两天转融券余量实际累计净减少4.6亿股，当周转融券余额下降54亿元，降幅14%。实际上，截至6月14日(周五)，全市场转融券余额340亿元，较2月6日政策发布时下降536亿元，降幅61%，为今年以来最低水平，转融券余额占A股流通市值0.05%。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强调，下一步，证监会将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充分评估并完善融券与转融券规则，加强融券与转融券逆周期调节。同时，持续加大行为监管和穿透式监管力度，对大股东、相关机构通过多层嵌套、融券“绕道”减持限售股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的答记者问，将6月11日、12日新增转融券数量大增的真相公之于众，这有利于消除某些自媒体所传出的片面消息对投资者的误导。同时，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会持续加大对转融券行为监管和穿透式监管力度，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这种做法也是有利于进一步规范转融券行为的。

　　不过，从本周一(6月17日)上证指数进一步下跌且再次逼近3000点的走势来看，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的答记者问并没有扭转近期A股市场的颓势。市场并没有将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的答记者问视为利好消息来对待，更没有将这一消息视为重大利好。

　　应该说从去年四季度以来，市场对转融券问题非常关切，相对应的是，证监会为此先后采取了禁止限售股出借、降低转融券效率、严禁利用融券实施变相T+0交易等一系列措施。今年2月6日，证监会要求以当日转融券余额为上限，暂停新增证券公司转融券规模，这一政策到目前为止仍在严格执行，未发生变化。

　　但尽管如此，证监会就转融券问题所打出的这一系列“补丁”，并没有温暖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心。广大中小投资者仍然对转融券问题谈虎色变。大凡有转融券的消息都会让投资者草本皆兵，转融券成了中小投资者心中的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证监会表示加强对转融券业务的监管显然是不够的。要去除中小投资者心中的阴霾，增强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有必要叫停转融券业务。实际上，对于当前的A股市场来说，叫停转融券业务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转融券业务完全是颠倒了服务对象，背离了中国国情。对于中国股市来说，最大的国情是中小投资者众多，所以证券市场业务的推出，要尽可能服务中小投资者。但转融券业务却是为机构投资者服务的，甚至直接牺牲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显然是背本趋末的做法。因此，该项业务应该直接叫停。

　　其次，目前中国股市处在历史的低位，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世界一些主要国家股市都是牛气冲天，屡创历史新高，而A股却一直低迷，指数十几年一直在3000点附近徘徊，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中国股市的形象。因此，目前的中国股市并不适合做空，应拒绝与抵制一切做空中国股市的金融工具。对于具体的做空工具，该取消的要取消，该严格限制的要严格限制。而作为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转融券业务，应明确予以取消。

　　其三，公司大股东、董监高、投资基金、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加入转融券做空力量，这有违职业操守，是对投资者不负责任的表现。并且大股东、董监高等加入转融券，也容易引发“绕道减持”行为的发生。因此应禁止这些主体加入转融券，而没有了这些主体的加入，转融券也就不复存在了。

　　其四，转融券严重动摇中小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毕竟在公司层面，公司大股东与董监高都在通过转融券做空股票，而在投资者队伍方面，投资基金、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都在通过转融券做空，在这种情况下，中小投资者还有做多中国股市的信心吗？因此，要提振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转融券必须叫停。

皮海洲:不必过分看重北向资金“脸色”

　　北向资金在整个 A 股市场 所 占 的 比 重 非 常 有限，并不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北向资金并不能真正决定 A 股市场的走向与涨跌，担负不起A股市场风向标的作用。投资者如果看北向资金的“脸色”行事，甚至抄北向资金的“作业”，这未必能保证投资者的操作是正确的。

　　根据港交所调整交易信息实时披露安排，从今年5月13日起，不再披露沪深股通实时买入交易金额、卖出交易金额和交易总额；沪深股通当日额度余额大于或等于30%时，显示“额度充足”；小于30%时，实时公布额度余额。根据这一安排，投资者再也看不到北向资金的实时动向了。

　　自 2014 年沪港通机制启动以来，北向资金的动向一直都是A股市场投资者所关注的焦点。因为北向资金就是通过香港市场、通过沪股通和深股通渠道来交易A股股票的资金。所以北向资金通常被认为是香港市场购买A股股票的资金，故而也被认为是外资对A股市场的一种投资。由于舆论普遍认为，外资比内资更成熟，所以北向资金也被认为是A股市场的“风向标”，甚至被贴上了“聪明钱”的标签。

　　正是基于北向资金的上述特性，北向资金的动向就受到部分A股市场投资者的极大关注。不少投资者因此抄北向资金的“作业”。北向资金流向A股，投资者就选择做多，北向资金从A股流出，投资者就选择做空。投资者紧盯着北向资金的动向，看北向资金的“脸色”行事。因此，港交所实时披露北向资金的交易信息，极大地满足了这部分投资者的需求。如今，港交所取消了北向资金实时交易信息的披露，显然会让这部分投资者一时间难以适应。

　　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取消北向资金实时交易信息的披露，其实也是为了减少A股投资者对北向资金的过度依赖。毕竟北向资金在整个A股市场所占的比重非常有限，并不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北向资金并不能真正决定A股市场的走向与涨跌，担负不起A股市场风向标的作用。投资者如果看北向资金的“脸色”行事，甚至抄北向资金的“作业”，这未必能保证投资者的操作是正确的。

　　尤其是在实时披露北向资金交易信息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投资者进行错误的操作。特别是在行情方向性不明的情况下，北向资金的操作有时也是试探性的，有可能一会儿买进，一会儿又卖出了。投资者如果根据实时信息进行操作，很容易导致操作失误。并且由于A股市场没有T+ 0纠错机制，发生错误操作并不能及时纠正，只能等到第二个交易日再来纠错，在出现极端行情的情况下，这种错误的交易有可能给投资者带来较大的损失。

　　不仅如此，在实时披露北向资金交易信息的情况下，投资者抄北向资金的“作业”，很容易被北向资金误导，甚至被利用。毕竟北向资金的组成成分复杂，其中不乏“伪外资”，也即内地的某些资金，借道香港市场来买卖A股股票，利用内地投资者对北向资金的关注，来引导内地投资者跟风。比如，通过北向资金来做空，而在A股市场趁机捡便宜筹码，反之亦然。

　　正是基于实时披露北向资金交易信息可能给A股市场及投资者带来的负面作用，因此，取消对北向资金实时动向的披露，这是有利于消除上述负面作用的，从而让A股市场的投资者减少对北向资金的依赖，让A股市场的投资者能够独立面对市场行情的变化，这对于A股市场的投资者走向成熟是有积极意义的。

　　而且对于关注北向资金动向的投资者来说，取消北向资金实时信息披露，也可以让投资者对北向资金信息的关注变得更加全面，更加理性，而不是被实时信息所误导。毕竟港交所取消的是实时信息披露，而北向资金每天的动向还是有信息披露的，如每日收市后披露沪深股通成交总额及总笔数、ETF成交总额等。通过这些数据，投资者同样可以掌握当天北向资金的动向，并作出相应的投资决策，而这个投资决策，少了几份冲动，多了些许的理性，有利于减少错误操作。

应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即便上市公司的股东都是合规减持，但由于上市公司数量众多，解禁股数量庞大，这些解禁股的减持套现，都会导致场内资金的大量流失，导致相关公司的股价受到冲击，导致投资者的信心发生动摇。尤其是当股市本身就处于低迷之时，这种来自股东减持所带来的冲击就会更大。
　　5月24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减持办法》）及相关配套规则，全面规范股东的减持行为。
　　就对规范股东减持行为而言，《减持办法》确实已经很全面了。虽然《减持办法》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在具体措施方面，尤其是在封堵各种绕道减持通道上，确实拿出了不少应对措施。
　　比如，《减持办法》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二级市场减持与上市公司股价表现、分红情况挂钩，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专注公司经营、关注投资者回报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并且，《减持办法》还增强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约束，明确规定大股东违法违规正在被立案调查或者被处罚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未缴足罚没款前不得减持；同时，公司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在风险警示期间至相关事项确定之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减持。
　　因此，《减持办法》的发布对于规范股东减持行为具有积极意义。可以相信，在《减持办法》发布后，将会有更多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行为进一步走向规范。
　　规范股东减持行为，对于A股市场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不过，就A股市场的健康发展来说，仅仅是规范股东的减持行为还远远不够。即便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行为都是合规的，但如果重要股东大量套现，那也是市场难以承受之重。毕竟，A股市场有着太多的解禁股等待着从市场上减持套现。
　　多年来的新股发行上市为A股市场积累了太多的解禁股，而这些解禁股都是可以上市流通的。就目前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任何一家新公司上市，都会为股市带来大量的限售股。比如，总股本不超过4亿股的新公司上市，大致会给市场带来3倍于首发流通股规模的限售股，而这些限售股在1年或3年后就可以上市流通，而总股本超过4亿股的新公司上市，甚至会给市场带来9倍于首发流通股规模的限售股，这些限售股同样会在1年或3年后上市流通。
　　如此一来，随着新股源源不断地上市，尤其是最近5年新股高速扩容，A股市场更是积累了规模庞大的解禁股。而且，这些解禁股具有成本低廉的特点，可以在市场上以极低的价格套现依然获利丰厚。更何况，不少公司股票上市，为的就是给原始股东提供股票套现的机会。这些公司的股票上市后，其原始股股东一门心思地想着套现。毕竟随着公司股票的上市，这些股东将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所以这些股东更希望将梦想变成现实。
　　因此，即便上市公司的股东都是合规减持，但由于上市公司数量众多，解禁股数量庞大，这些解禁股的减持套现，都会导致场内资金的大量流失，导致相关公司的股价受到冲击，导致投资者的信心发生动摇。尤其是当股市本身就处于低迷之时，这种来自股东减持所带来的冲击就会更大。
　　所以，不是上市公司股东合规减持，A股市场就可以平安无事了。因为市场上解禁股数量太多，要减持套现的上市公司股东数量太多。即便上市公司股东都是合规减持，这同样也是股市难以承受之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将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持股，控制在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以内，同时要求首发流通股的占比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50%。这样就可以大大削减控股股东及原始股东持股在公司总股本中的占比，进而减少未来解禁股的减持压力。
　　二是在控股股东持股中设置永不上市流通股份，其占比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5%。这部分股份永远不会上市流通，但可以继承，也可以通过网下一次性转让。设置永不上市流通股份的目的，是保证上市公司不会成为无实际控制人公司，同时在15%的股份永不上市流通的情况下，也可以大大减轻二级市场所承受的股票减持压力。

上市公司利润分配不应过于追求现金

　　就 上 市 公 司 本 身 来说，进行现金分红还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毕竟现金分红只是利润分配的一种方式而已，作为利润分配还有送股的分配方式。而且，近年来，市场还在呼唤上市公司用注销式回购的方式来回报投资者。所以，作为对投资者的回报，不只是仅有现金分红这一种方式。
　　上市公司2023年年报披露工作已经结束。从2023年上市公司年报的披露情况来看，现金分红成了2023年年报的一个重要亮点。不仅一些业绩优秀的公司推出了丰厚的现金分红方案，就连一些“铁公鸡”也相继推出现金分红方案，甚至就连北交所上市公司也纷纷推出现金分红方案，并且有的公司还推出了较为丰厚的现金分红方案。
　　上市公司推出丰厚的现金分红方案来回报投资者，这是希望看到的事情，同时也是上市公司积极响应号召的重要表现。近年来，一直都在强调现金分红，而吴清上任后，证监会将现金分红的重要性更是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新“国九条”也强调要“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监管。对多年未分红或分红比例偏低的公司，限制大股东减持、实施风险警示。加大对分红优质公司的激励力度，多措并举推动提高股息率。增强分红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推动一年多次分红、预分红、春节前分红。”
　　之所以重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究其原因在于对投资者回报的重视，希望通过增加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投资回报。所以，重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出发点是良好的。不过，就上市公司本身来说，进行现金分红还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毕竟现金分红只是利润分配的一种方式而已，作为利润分配还有送股的分配方式。而且，近年来，市场还在呼唤上市公司用注销式回购的方式来回报投资者。所以，作为对投资者的回报，不只是有现金分红这一种方式。
　　笔者认为，特别是对北交所上市公司而言，更不应该盲目追捧现金分红这种利润分配方式。北交所上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的时候，更应该从公司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来确定适合公司自身发展特点的利润分配方式。毕竟北交所定位于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制度设计上既要符合证券交易所和上市公司监管的一般规律，而且要充分考虑企业发展阶段早、规模相对小的实际情况，兼顾规范性与包容性，在北交所上市的企业一般都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四个优势。正是基于北交所的定位及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些特点，因此，在北交所上市的公司通常都是发展规模不大，而且都是处于发展阶段甚至是早期发展阶段的企业，这些公司远还没有发展到做大做强的地步。所以，对于这些公司来说，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因此，对于北交所上市公司来说，现金分红并不是最合适的利润分配方式。因为这些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资金的支持，需要有资金的投入。所以，北交所上市公司更需要把资金用在企业发展的刀刃上，而不是用于现金分红。
　　或许对于主板某些上市公司来说，现金分红几千万、几个亿并不妨碍公司的发展，但对于北交所公司来说，几千万、几个亿的现金分红显然是大事，或许这几千万、几个亿的资金就是北交所公司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因此，对于北交所上市公司来说，最合适的利润分配方式就是送股，这种送股的方式也有利于做大公司的股本，做大公司的规模。当然，这种送股也需要得到公司业绩的支撑。
　　当然，北交所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需要资金的支持，也可以通过再融资来实现。但如果能够凭借公司的自有资金，凭借公司的自身积累，就能够促进公司的发展，这是最有利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毕竟现金分红最大的受益者是公司的控股股东，而再融资也就是向公众投资者伸手要钱，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通常是不参与公司再融资的。所以，上市公司如果一边分红，一边再融资的话，是很容易损害到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哪怕是定向增发，最终也需要公众投资者买单。所以，对于北交所公司来说，应该尽可能地将现金用于公司的发展，这也是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一种方式。

三年不分红 方大炭素钻制度漏洞的做法是在玩火

在力挺现金分红的情况下，某些具备分红能力但却不进行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毕竟根据最新规定，这类不分红公司是有可能要被ST处理的。

 

具体规定是这样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正值的公司，其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30%，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5000万元，公司股票将被风险警示，也即被ST处理。

 

正是基于这样的规定，三年不分红的方大炭素就受到了市场的极大关注。因为该公司明显属于那种有分红能力但却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公司。该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每股收益分别为0.29元、0.22元、0.11元，每股未分配利润分别为2.31元、2.48元、2.45元，但2021年到2023年，该公司均未进行利润分配。

 

而方大炭素还是一家“不差钱”公司，2023年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持有货币资金61.9亿元，比上年期末增长了96%，方大炭素解释称是收到的投资款增加所致。不仅如此，该公司近年一直都有巨额资金用于投资理财。2019年至2021年，方大炭素均曾宣布计划使用总计不超过60亿元额度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在2023年，方大炭素计划用不超过 30亿元购买理财产品，不超过20亿元用于证券投资。

 

今年5月10日，方大炭素还在发布公告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不超过40亿元。

 

一方面不进行现金分红，另一方面却将巨额资金用于投资理财，这就使得该公司的不分红行为更加引人关注。

 

对于方大炭素2023年的不分红，公司方面给出的解释是，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27,999.88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公司股份4,844.6408万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第八条：“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要约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上述金额视同现金分红，以此计算公司2023年度现金分红占公司202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67.27%。

 

不仅如此，该公司还修正错误式地推出了2024年一季度现金分红方案，向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2元（含税）。同时，方大炭素还公布了今年后续分红计划，拟进行连续性季度分红，今年共计派发的现金红利总额计划超过2亿元。以此来消除公司2023年不分红带给市场的负面影响。

 

不得不说，方大炭素2023年不分红的做法显然是在钻政策的漏洞，也即《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第八条的规定。该规定其实源自于去年12月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八条规定，即：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视同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这个规定其实是不合适的，因为从回报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只有注销式回购才能视同现金分红，才能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其他用于股权激励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回购，是不应该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的。

 

而方大炭素2023年的回购用途是拟将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及股权激励计划，也正因如此方大炭素钻政策漏洞的做法其实是在玩火。因为根据今年3月15日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第十条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的，回购注销金额纳入股利支付率计算。因此，《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第十条明显是对《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八条规定的一种修正。

 

而且，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更具有时效性。而根据《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的规定，方大炭素的回购并非是注销式回购，是不能纳入“股利支付率计算”的。因此，按照《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的规定，方大炭素2023年的回购是不能视同现金分红的。那么，该公司三年不分红的事实宣告成立。如此一来，该公司就要戴上ST帽了。

 

因此，如果方大炭素坚持2023年不分红的话，就看监管部门如何执法了。这其实也是检验《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是否能够得到贯彻落实的一次良机。如果从严执法，方大炭素就难逃戴ST帽的厄运了。对此，投资者不妨拭目以待。

放弃千万退休金后的王石需要田朴珺来养活吗？

早在2018年就喊出“活下去”口号的万科，最终还是让自己陷入困境。今年一季报公司罕见地报出了业绩亏损的季报，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6亿元，而上年同期净利润为14.46亿元。

面对公司出现的困难，2023年在万科集团全职工作的8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放弃2023年度奖金，以示与公司共度难关。而在4月30日召开的万科股东大会上，万科总裁祝九胜对投资者透露，在现金流紧张的背景下，王石已自愿放弃千万退休金，与公司共度艰难时刻。

而在媒体官宣了王石自愿放弃千万退休金的消息后，王石的现任妻子田朴珺5月1日晚间转发相关微博消息并发文：“没事，老王，我养你。”同时，田朴珺还在朋友圈转发相关报道并表示：没事，我养你。让人感受到了田朴珺对王石的一片深情。



那么，放弃千万退休金后的王石真的需要田朴珺来养活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毕竟王石是万科的创始人，到2017年6月30日正式辞任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在万科工作了33年，且主要担任万科主要负责人职务。因此当时王石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根据万科2017年年报，2010年—2016年期间，王石作为董事会主席，年均税后经济利润奖金1679.83万元。而即便是退休了，其退休收入同样可观。这次王石放弃的是2023年的退休金，达到千万金额，如此之高的退休金金额，在全国范围内，还找不出几个人来。因此，拥有如此高收入的王石，即便放弃了2023年的千万退休金，其生活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也根本不需要田朴珺来养活。

所以，如何看待王石自动放弃千万退休金这件事情？本人以为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件事情。第一，王石自动放弃千万退休金，体现了王石的一种情怀与胸襟，毕竟王石已经退休了，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万科的发展现状。但王石最终还是选择与万科共度艰难时刻。这体现了王石作为万科创始人对万科的那份情那份爱，始终是难以割舍的。所以，王石选择与万科一起共度难关。

第二，王石自动放弃千万退休金，这其实也是与王石本身的经济基础雄厚密切相关的。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说，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王石即便想放弃千万退休金，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一个人首先需要维持自己与家庭的正常生活开支，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更高境界的东西。

当然，这里应该还有一个细节问题。那就是王石放弃千万退休金与万科之间的联系问题。既然王石已经退休了，那么王石退休金的发放就不应由万科来发放，而是由当地社保局或国家财政部门发放，因此，王石自动放弃千万退休金，似乎并不能减轻万科的负担。除非王石将千万退休金转赠或捐献给万科，这才能对万科有所贡献。

至于放弃千万退休金后的王石需不需要田朴珺来养活，这其实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田朴珺如此喊话，不过是老夫少妻之间秀秀恩爱罢了，互联网上人们所看到的不过是田朴珺撒出来的狗粮而已。如果王石真的需要田朴珺来养活，那王石还是王石么？

增加投资回报不限于现金分红

　　龙年春节前夕，第十任证监会主席吴清走马上任。而在吴清上任伊始，就积极听取市场各方对中国股市发展的意见与建议。为此，证监会于2月18日、19日召开了12场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
　　从座谈会收集到的建议来看，“增加投资回报”成为参会人士较为集中的一项建议。实际上，参会人士提出这一建议也在情理之中。毕竟A股市场长期以来都贴上了“融资市”的标签，因此，提出了“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表示要“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如此一来，“增加投资回报”自然就成了投资者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么，如何增加投资者回报呢？这是市场各方包括从到投资者都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毕竟只要提起增加投资回报，人们通常想到的就是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实际上，近几年来，只要提起增加投资回报，强调的也就是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现金分红与投资回报是可以划等号的。
　　其实，现金分红只是投资回报的一种方式而已，投资回报不限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而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最主要还是对大股东、大机构的一种回报，其回报中小投资者的意义较为有限。毕竟上市公司在进行现金分红时，上市公司的股价要进行除息处理，而且现金红利还需要让中小投资者缴纳红利税。大股东与机构投资者不需要缴纳红利税，而且不少大股东的持股本身就是锁定的，不参与流通。因此，大股东才是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最大赢家。热衷于现金分红的公司，通常都是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
　　当然，现金分红对中小投资者来说并不是一无所获，现金分红对中小投资者的回报表现在现金分红引发的股价炒作上。一个好的现金分红方案引发公司股价的炒作，中小投资者从股价的炒作中获得收益，这是现金分红给予中小投资者的回报方式。所以，在很多时候，中小投资者并不一定要参与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而只需要参与现金分红方案带来的公司股价的炒作行情。参与现金分红，中小投资者很多时候是亏损的。所以，中小投资者需要理性对待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
　　实际上，就增加投资回报来说，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股市行情的上涨，是上市公司股价的上涨。因为股市行情上涨，很多上市公司的股价也会上涨，很多投资者（而不是限于某只股票的投资者）都可以因此获利。在这种上涨行情中，投资者的收益自然就会增加，这是股票市场给予投资者的回报。
　　这种增加投资回报的方式与途径，更应该得到重视，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毕竟行情上涨带给投资者的回报更具普遍性，而且行情上涨也可以确保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回报能够落到实处。只有行情上涨，现金分红公司的股价在除息后，才能更好地走出填权行情，让现金分红做到“落袋为安”。相反，如果行情下跌，现金分红公司的股价在除息后就会出现贴权走势，表现为股价下跌，那么上市公司给予投资者的现金分红就只能“吐”出来了。
　　因此，就增加投资回报来说，市场各方面更要重视股市行情的上涨。如果股市行情下跌甚至大幅下挫，增加投资回报只能是一句空话，即便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其分红金额远远抵不了投资者在市场上的亏损金额。因此，呵护股市，让股市行情上涨，这是增加投资回报最重要的途径。
　　当然，就增加投资回报来说，送股、注销式回购、降低与取消红利税、降低交易成本、保护投资者特别是赔偿投资者损失，这些都是增加投资回报可以选择的一些途径。其中，取消红利税、赔偿投资者损失这两条途径尤为重要。因此，增加投资回报不只是要重视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更需要重视股市行情的上涨，只有多措并举，才能更好地将增加投资回报落到实处。

高管减持股份，规范比封堵更重要

　　如果不允许上市公司高管卖出股票的话，那么上市公司高管买进股票 的 积 极 性 也 会 大 幅 降低。如果高管不买进股票，不持有股票，那又如何体现出高管对公司发展的信心呢？尤其是股市处于低迷的时候，高管如果不增持股票，这显然是不利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与市值管理的。
　　近日，参加的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的一条建议，受到了市场的关注。董明珠建议：所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不应该从事股票炒作，可以买进但不能卖出，直到不在这个公司。高管在位的时候就不能卖，而买进股票是一种对企业的信任与信心。
　　董明珠的这条建议可能深受股民的欢迎，但这条建议却似乎没有可行性，很难在现实中真正落到实处。虽然董明珠本人对于格力电器的股票确实是只买不卖，是说到做到的典型。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高管都是董明珠，而且人们也不能要求每一个高管都是董明珠。真正能像董明珠一样，只买不卖上市公司股票的高管是很少见的。
　　当然，上市公司高管如果能做到董明珠建议的那样，只买不卖上市公司股票，这样的高管当然是值得称赞的，是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表现。但在现实中，要做到只买不卖上市公司股票，上市公司也必须保证高管有相当高的收入，来维持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支出，而且上市公司本身的发展也值得高管对其未来充满信心。毕竟在现实中，比格力电器优秀的上市公司并不多，不少公司的控股股东自己都在减持股票，公司高管又如何能够做到只买不卖股票呢？
　　所以，尽管董明珠的这条建议非常迎合中小投资者的需求，但在现实中却并不可行。实际上，对于上市公司高管买卖股票的行为，规范其行为比堵死卖出更具有现实意义。毕竟从现实来说，如果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期间不能卖出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规定将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其一，如果不允许上市公司高管卖出股票的话，那么上市公司高管买进股票的积极性也会大幅降低，特别是从二级市场买进股票的积极性会大幅降低。如果高管不买进股票，不持有股票，那又如何体现出高管对公司发展的信心呢？尤其是股市处于低迷的时候，高管如果不增持股票，这显然是不利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与市值管理的。
　　其二，如果不允许上市公司高管卖出股票，那么面对卖出股票所带来的利益诱惑，一些上市公司高管就会采取辞职套现的方式来达到卖出股票的目的，这显然是不利于上市公司高管队伍稳定的。毕竟对于有的上市公司高管来说，其持有股票的市值达到了千万元甚至是以亿元计的水平，这些高管本身就是千万富翁、亿元富豪，所以套现对于他们来说颇具诱惑力。套现后就是千万富翁、亿元富豪，他们还在乎上市公司高管的职位吗？因此能被上市公司高管职位所约束的，通常都是股票市值并不大的高管。持股市值较大的高管，“只买不卖”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实际上，就市场监管来说，在上市公司高管买卖股票的问题上，规范高管买卖股票的行为远胜过对高管卖出股票行为的封堵。毕竟堵是堵不住的，而且面对高管减持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依靠道德绑架也是行不通的，只有规范高管买卖股票行为才是上策。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不少规定都是用来规范高管买卖股票行为的。比如，高管持有的原始股有锁定期的限制。又比如，高管不能频繁短线交易，买入后卖出，卖出后买入都有6个月间隔期的限制。再比如，持股5%以上的股东卖出股票要提前进行信息披露。
　　目前在高管买卖股票的问题上，有两方面的问题是需要予以重视并加以解决的。
　　一是高管的辞职套现问题。高管在位时，减持股票是受到法规约束的，为此，某些高管就通过辞职来达到提前套现的目的。这个问题有必要加以规范，那就是即便高管辞职了，其持股仍然不能提前套现，仍然需要遵守高管减持的相关规定。
　　二是对高管违规减持的处罚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目前一些公司高管违规交易股票，往往只是将违法所得收益上交公司即不了了之。实际上对高管违规买卖股票更应该严格依法查处。比如高管违规减持的，需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如果高管是在6个月间隔期内违规买卖股票的，除了上交违法所得外，还需要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无论如何，对于高管违规买卖股票行为，需要依法进行规范化的严格查处。

IPO 主动撤回仍遭处罚是“申报即担责”

　　只要提交了IPO申请，IPO公司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IPO公司在随后的日子里撤回了IPO申请，也撤不回公司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所以IPO公司需要慎重对待IPO申请，更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来“带病闯关”，这种“带病闯关”的做法将会让当事人偷鸡不成反蚀米。
　　春节前夕，证监会公布了对一家已经主动撤回申请的IPO公司——上海思尔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思尔芯”）的行政处罚。该公司因涉及欺诈发行，公司及有关责任人被证监会处以1650万元的处罚。其中对公司罚款400万元，对董事长，总经理、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首席财务官、监事会主席等人处以100万元到300万元不等的罚款。
　　据了解，这是证监会查处的首例主动撤回申请的IPO公司涉及欺诈发行案例。也正因如此，这一案例对于证券市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于A股市场来说，具有方向标性的作用。而且对于部分IPO公司来说，是具有震慑性的，让一些有意向IPO的公司能慎重对待公司的IPO申请，毕竟“申报即担责”不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到了实际执法的过程中。
　　在A股市场，IPO公司排队是一大特色。而伴随着IPO排队，IPO公司的撤回现象又随之出现。尤其是有了IPO现场检查之后，IPO公司的撤回现象更加普遍，一些被抽查到需要IPO现场检查的公司，纷纷主动撤回IPO申请。此外，还有一些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的IPO公司，也会出于各种原因而主动撤回IPO申请。如此一来，一些IPO公司提出申请就显得过于随意，甚至不排除有的公司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能够“带病闯关”。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申报即担责”的监管要求。即IPO公司只要提出了IPO申请并被交易所受理，那么IPO公司就需要为自己的IPO申请承担法律责任，而不论该公司的IPO能否闯关成功。
　　实际上，“申报即担责”是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根据现行《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发行人在其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尚未发行证券的，处以二百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已经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而类似的内容在2005年的《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中也有明确规定，即“发行人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尚未发行证券的，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不论IPO公司是否已经发行证券，但只要存在欺诈发行行为，就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即是“申报即担责”。
　　不过，尽管《证券法》支持“申报即担责”，但在现实中，“申报即担责”更多是停留在口头上。一些问题公司在撤回申请之后，基本上就退出了市场的视线，其身上所存在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那些主动撤回IPO申请的公司基本上都逃过了证监会的查处。
　　而这一次受到证监会查处的思尔芯公司，之所以没有逃过处罚，原因在于监管者已经抓住了该公司财务造假的事实。该公司于2021年8月提交科创板IPO上市申请，4个月后被抽中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发现，其涉嫌存在虚增收入等违法违规事项。于是在2022年7月，该公司撤回了发行上市申请，但仍然被立案调查。调查发现，其《招股说明书》多个章节涉及财务数据虚假记载。其2020年虚增营业收入1536.72万元，占当年度营业收入的11.55%；虚增利润总额合计1246.17万元，在当年利润总额中的比例更是高达118.48%。如此一来，该公司欺诈发行行为属实，该公司因此成为A股市场首家主动撤回但仍然受罚的IPO公司。
　　这一案例对于IPO公司明显具有警示意义。那就是要求IPO公司要慎重对待提交IPO申请的行为，只要提交了IPO申请，IPO公司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IPO公司在随后的日子里撤回了IPO申请，也撤不回公司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所以IPO公司需要慎重对待IPO申请，更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来“带病闯关”，这种“带病闯关”的做法将会让当事人偷鸡不成反蚀米。
　　当然，从这一案例来看，对主动撤回案例的查处还有值得完善的地方。那就是在查处这类案件时，不能只是对IPO公司及公司高管追责，实际上在欺诈发行案件中，保荐机构与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这些中介机构同样需要一并从严查处，而不能让这些中介机构逍遥法外。此外，对于这种存在欺诈发行行为的公司，公司十年内不得上市，公司担责高管应终生市场禁入。如此惩处，对后来者将更具有震慑意义，更有利于净化A股市场的IPO市场环境。

如何让欺诈发行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

　　如何让欺诈发行者及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是一个需要正视与解决的现实问题。首先要完善立法，要从立法层面保证可以让违法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其次是从严执法的问题；最后，要切实赔偿投资者。
　　最近，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以投资者为本”的表态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在随后证监会召开的2024年系统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要突出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
　　王建军在提出“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时，还特别提到“必须依法全面加强监管，特别是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为此他强调，要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防假打假制度机制，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对于欺诈发行等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行为，坚决重拳打击，让其“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对参与造假的中介机构一体追责，让其痛到不敢再为。正是基于王建军的这一表态，让欺诈发行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连同“以投资者为本”一起，受到市场的关注与热议。
　　王建军关于让欺诈发行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的说法其实也代表了广大投资者的心声，但如何让欺诈发行者及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人群“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却是A股市场必须面对，也必须拿出答案的一个问题。
　　对于一个严刑峻法的市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如美国市场对安然事件的处理，是真正让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其中，安然公司CEO杰弗里斯基林被判刑24年并罚款4500万美元；公司创始人肯尼思·莱虽因诉讼期间去世被撤销刑事指控，但仍被追讨1200万美元罚款；安然公司的投资者通过集体诉讼，获得了高达71.4亿美元的和解赔偿金；三大投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美洲银行向安然公司投资者分别支付了20亿、22亿和6900万美元的赔偿罚款。
　　对于A股市场来说，让欺诈发行者及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在欺诈发行案件中，判得最重的是绿大地的原董事长何学葵，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0万元，这与“倾家荡产、牢底坐穿”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实际上在一些欺诈发行案中，有关当事人仍然还是欺诈发行的受益者，坐几年牢就可以获利几亿元甚至更多，这显然在量刑上与其带来的损害不相匹配。因此，如何让欺诈发行者及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是一个需要正视与解决的现实问题。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关键是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完善立法，要从立法层面保证可以让欺诈发行者及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在这一层面上，《证券法》在欺诈发行问题上基本上可以做到让当事人“倾家荡产”，比如，对发行人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从事前款违法行为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百分之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如果执行顶格处罚，是足以达到“倾家荡产”的效果的。
　　但有的违法犯罪行为，《证券法》的处罚力度还显得不够。如违规信息披露，《证券法》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最高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显然不足以让违规信息披露者倾家荡产，更何况对主要责任人的最高处罚还在500万元以下。
　　而《证券法》的这个问题，在《刑法》中同样存在。如对欺诈发行股票罪的定罪，数额特别巨大、后果特别严重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这里五年的起点明显偏低，至少应该调到十年以上，主要罪犯的刑期更是应该达到20年以上。
　　其次是从严执法的问题。很多违法违规行为，《证券法》给予的处罚是“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在这里，一倍处罚与十倍处罚的执法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按顶格处罚就是严惩，而按低点处罚，或许就是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罚酒三杯”。因此要做到让欺诈发行者及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那就必须要从严执法，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
　　最后，要切实赔偿投资者。赔偿投资者不只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也是对欺诈发行者及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者的一种重罚。毕竟在欺诈发行案与一些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大案重案中，对投资者的赔偿金额通常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少则几个亿，多则几十个亿。落实对投资者的赔偿，足以让欺诈发行者及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者倾家荡产。

投资者的钱是需要回报的

　　近日，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在2024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表示，投资者的钱需要回报，不是公益的。吴晓求称，我不认为为企业上市融资提供便利这个理念是正确的。
　　吴晓求的这番讲话，赢得了无数投资者的认同。但实际上在很多人看来却是非主流的。毕竟作为主流的看法，股市就是为融资服务的，融资功能就是股市最重要的功能。
　　尽管吴晓求的说法并非主流，但吴晓求的说法却是向大家讲述了一个常识。而且这个常识也是很多人所知晓的，并不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东西，只是在A股市场里，由于一味强调融资功能，以至这个普通的常识都被遗弃了，甚至变得有些隐晦莫测，甚至是被扭曲了。市场不仅不能公开承认“投资者的钱是需要回报的”，而且还必须开口闭口都得“为融资服务”，不如此，仿佛自己的思想觉悟就不高。
　　吴晓求的说法对于A股市场来说，实际上可以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让市场明白“投资者的钱是需要回报的”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也让人们再次正视“投资者的钱是需要回报的”这样一个常识。毕竟投资者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投资者的钱进入股市是为了追求投资回报，只有得到合适的回报，投资者才会进一步追加资金对股市进行投入，而一个没有回报的市场，投资者不仅不会追加新的投资，而且已经投入的资金也有可能撤回。正所谓“资本是逐利”的，没有了利益作为回报，投资者又何必要投入呢？
　　但遗憾的是，吴晓求讲述的这个常识被很多人忽视了，很多人因为自身并不投资，因此对这个常识很陌生，甚至把这个常识当成了不存在，以至于在股市里片面地强调融资功能，而把股市的投资功能搁置在了一旁。所以，即便投资者损失惨重，融资的步伐始终都不能停顿下来，这就是没把“投资者的钱是需要回报的”这个常识当成一回事的表现。实际上，这也是最近十几年A股市场始终都只能在3000点附近徘徊的原因所在。毕竟一个缺少投资回报的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有限的，相反投资者还会远离这个市场。如此一来，股市也就失去了上升的动力，投资者呼唤的牛市始终都不能出现在A股市场里。
　　所以对于A股市场来说，要提振投资者信心也好，要规范发展市场也罢，要让A股市场长期健康发展，作为市场的各方参与者来说，都首先需要明确“投资者的钱是需要回报的”这样一个常识，而不是把投资者当成傻瓜，从而忽悠投资者，把融资功能凌驾于投资功能之上，认为投资者支持上市公司融资就是天职，这其实就是不懂“投资者的钱是需要回报的”这个简单道理的表现。
　　实际上，只要懂得了“投资者的钱是需要回报的”这个浅显的道理，就应该明白，一个只重视融资的市场是没有发展前景的，毕竟股市的发展是由投资者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融资者决定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市场都不缺少融资者，真正缺少的始终都是投资者。投资者是水，融资者是鱼，离开了投资者的水，融资者这条鱼是无法在股市里生存的。
　　所以，懂得了“投资者的钱是需要回报的”这个浅显的道理，股市的发展之路自然也就可以明确了。A股市场不能再停留于“融资市”阶段了，而必须转变为“投资市”。只有如此，A股市场才能迎来发展的动力，否则就只能在3000点附近兜圈圈。毕竟一个没有回报的市场是不可能受到投资者追捧的，归根到底，资本是要逐利的，否则还不如把钱存进银行里睡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