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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国:启蒙者 引领者 推动者——深切缅怀厉以宁老师

韩志国   / 2023-03-02 23:20 发布

启蒙者 引领者 推动者
 ——深切缅怀厉以宁老师
                韩志国
        厉以宁老师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标杆式人物。这位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时获得政府“改革先锋”勋章的著名学者,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国家的教育事业和改革大业。他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成为桃李满天下的经济学大师;他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成为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推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厉以宁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写的人,是中国经济学界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
        厉以宁是中国经济学的启蒙者。经济学是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已经坐了20多年冷板凳的他厚积薄发,迅速登上了中国经济学的穹窿顶端。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师和著名学者,他在讲坛上辛勤耕耘了40多年,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栋梁之材;二是,他在中国经济理论一片荒芜的莽原上,最先引进了当代经济学的先进理念,建立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极大地拓宽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发展视野,为中国经济学摆脱计划经济的“苏联范式”并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有经济规律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启发和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的经济学者。
        厉以宁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引领者。从登上中国经济学舞台开始,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创新上。放眼整个中国经济学界,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他的理论高度和严谨程度。
        他一直把所有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以后,改革的主线究竟在哪里,这是价格改革派与所有制改革派激烈交锋的核心。“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在当时基本是经济学界的主导倾向和主流观点。与这种观点完全不同,厉以宁则是所有制改革派的主要代表:“经济改革的失败一定失败在价格改革上,经济改革的成功一定成功在所有制改革上。”短短一句话振聋发聩,大大拓宽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理论的研究视野。从1980年开始,他就把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放在了现代企业制度和混合所有制的研究上,并且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发展股份经济的观点和主张,这不但使他获得了“厉股份”的雅号,而且引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直指以股份制为标志的现代市场经济。
        他最先剖析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模式。厉以宁把《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视为自己的代表著作。他分析了两种经济条件下的非均衡:市场经济中的非均衡来自市场的不完善和价格信号的失灵,而处于转型初期的中国经济非均衡的主要根源则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独立决策权的微观主体。正因为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种非均衡,因而资源配置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与市场调节,价格改革也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中国经济改革要走向市场经济,就必须以所有制改革为主线,浓墨重彩地进行微观主体的重塑与再造,这就为所有制改革与产权制度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他大力提倡和推崇第三次分配。《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也是厉以宁非常看重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是第三次分配理论。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的自愿捐献所进行的非强制分配。这三次分配之间是密切联系的:第二次分配是对第一次分配的矫正,第三次分配是对第二次分配的补充。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是实现分配公平的基础,第三次分配则可以弥补前两次分配的剩余空间,更好地解决分配公正的问题。通过三次分配,可以缩小贫富差距,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由此推论,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也是三次调节:市场调节是第一次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次调节,道德调节是第三次调节。经济学所讲的效率,必须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效率的物质基础,一个是效率的道德基础;物质基础决定了常规效率,道德基础决定了超常规效率。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既不能突破法律底线,也不能突破道德底线。
        厉以宁是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推动者。由于长期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因而厉以宁不但直接参与了许多国家法律的立法工作,而且还作为《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小组组长,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这两个立法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推出了我国自己的这两个法律,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与完善起到了有益的促进作用。进入新世纪以后,厉以宁更加注重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亲自率团去各地考察,在总结各种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考察组向提出了发展和促进我国民营经济的意见和建议,直接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36条”和“非公有制经济新36条”的出台。2005年,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成立,厉以宁出任院长;同年,他还倡导成立了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为搞活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而奔走呐喊。“无民不稳,无民不富,无民不活”,厉以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与农业经济的观点和主张,使他所坚持的市场经济理论更贴近现实也更具有生命力。
        厉以宁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能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既根源于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源于他在学术研究中的勤奋和坚韧。在坐冷板凳的20多年中,他系统地研究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学说演变的历史,翻译了100多万字经济学说史著作,这使他能够信手拈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画卷徐徐展开以后,他不是在书斋里坐而论道地进行理论演绎,而是深入到改革与发展的第一线,实地了解和考察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和发展境况,有的放矢地诊断症结并且提出化解路径,因而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要时期乃至每一个重大方面都能够提出合乎实际的观点和主张,并且在很多方面都被釆纳从而转化成国家的经济政策。最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研究中一直心无旁骛,不受任何杂念困扰,也不因一时的误解和非议而动摇,因而能够有一部又一部的重磅著作问世。甘于坐冷板凳,善于坐热板凳,肯于坐硬板凳——这一点,可能是厉以宁老师留给后人的最重要也是最值得珍视的启迪。